此般师生此般情——金岳霖与殷海光

陈远

1935年，经过与家人的据理力争，做了一段学徒的殷海光重新回到了学校。爱与人辩论的性格，让他对逻辑学情有独钟，他认为逻辑可以使他在辩论时立于不败之地。同年，年仅16岁的殷海光在清华大学出版的一套逻辑学教材上知道了金岳霖的名字。当时，两个人的地位可说是天壤之别：金岳霖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殷海光是寂寂无名的中学生。然而在1935年之后，这两个名字就产生了联系。

原来殷海光在读了金岳霖的书之后，产生了和这位教授“讨论”逻辑的想法。他直截了当地给金岳霖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对于逻辑的一些看法，并向这位教授请教。金岳霖对于这个叫“殷海光”的中学生非但没有不屑一顾，反而感到欣赏并很快回了信。金岳霖回信告诉他，有哪些书，可以寄来借给他读。这种做法的激励作用可想而知。不久之后，殷海光以一己之力翻译了一本厚达四百多页的《逻辑基本》（查晋曼、亨利合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与金岳霖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

1936年，殷海光打算到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求学。对于他的这一决定，家人并不热心：他随心所欲的学习方式使家人对他的学业不抱希望，同时，家境的困难也难以负担他的生活及学习费用。此时，殷海光再次写信请求金岳霖帮助他到北平学习。金岳霖当即回复他：可以到北平来。对于一个与自己素未谋面的青年，金岳霖是热心的，而他的理由，却只是“一个青年要学问总是好事”。后来，情势变化，他就负责了殷海光的生活费用，并约好每周见面一次，一边吃饭，一边谈学问。

此时的殷海光，从与金岳霖“讨论”的小朋友变成了他的弟子。不过，这位弟子与乃师的性情大为不同：金岳霖性情温和敦厚，与人谈话总是“如果这样，那会怎样”，“或者……”，“可能……”，诸如此类。而殷海光却是盛气凌人，说话喜欢用“我认为一定如何”之类的语气，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跟随着金岳霖，殷海光在那段时期结识了北平学术界的众多名流。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对在校学生进行疏散，又是金岳霖自掏腰包，拿出50元作为殷海光回家的路费。

1938年，两人再次相逢在西南联大。“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同老师金岳霖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响”。殷海光问老师：“究竟哪一派才是真理？”金岳霖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岳霖又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番对话，对殷海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之后的生涯里，殷海光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在说到金岳霖对自己的影响时，他说：“我碰到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在西南联大选读金岳霖课程的学生当中，殷海光喜欢金老师的逻辑，另外一个同学喜欢的则是黑格尔。期末，两人各就自己喜欢的领域写了读书报告，结果殷海光的分数却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个同学。他气冲冲地跑去找金先生，问他这分数是怎么打的。金岳霖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认为，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然而，作为弟子的殷海光，并没有在学问上继承金岳霖的衣钵，而是走了与他完全不同的道路。1949年之后，殷海光在台湾成了传奇般的启蒙人物，而其师却在大陆此岸接受思想改造。1952年，金岳霖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全面检讨自己的学术思想，并顺便批判了自己的学生。在台湾的殷海光读到相关文章，“思绪起伏不已”，黯然神伤。但当别人撰文批评其师行为的时候，他却立即撰文提出反批评，认为他们是在说风凉话，没有设身处地看待大陆学人的境况。

1973年，金岳霖听说了殷海光在台去世的消息，感到惊愕、悲伤。看来，两岸的阻隔和政治上的不同选择并没有消减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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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台湾戒严时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以把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论著。

（选自搜狗百科）

五味巷

贾平凹

①长安城内有一条巷：北边为头，南边为尾，千百米长短；五丈一棵小柳，十丈一棵大柳。那柳都长得老高，一直突出两层木楼，巷面就全阴了，如进了深谷峡底；天只剩下一带，又尽被柳条割成一道儿的。路灯就藏在树中，远看隐隐约约，羞涩像云中半露的明月，近看光芒成束，乍长乍短在绿缝里激射。在巷头一抬脚起步，巷尾就有了响动，背着灯往巷里走，身影比人长，越走越长，人还在半巷，身影已到巷尾去了。巷中并无别的建筑，一堵侧墙下，孤零零站一竿铁管，安有龙头，那便是水站了；水站常常断水，家家少不了备有水瓮、水桶、水盆儿，水站来了水，一个才会说话的孩子喊一声“水来了！”全巷便被调动起来。缺水时节，地震时期，巷里是一个神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将军。巷北口有四间门面，一间卖醋，一间卖椒，一间卖盐，一间卖碱；巷南口又有一大铺，专售甘蔗，最受孩子喜爱，每天门口拥集很多，来了就赶，赶了又来。巷本无名，借得巷头巷尾酸辣苦咸甜，便“五味，五味”，从此命名叫开了。

②这巷子，离大街是最远的了，车从未从这里路过，或许就最保守着古老，也因保守的成分最多，便一直未被人注意过、改造过。但居民却看重这地方，住户越来越多，门窗越安越稠。东边木楼，从北向南，一百二十户，西边木楼，从南向北，一百零三户。门上窗上，挂竹帘的、吊门帘的、搭凉棚的、遮雨布的，一入巷口，各人一眼就可以看见自己门窗的标志。楼下的房子，没有一间不阴暗，楼上的房子，没有一间不裂缝；白天人人在巷里忙活，夜里就到每一个门窗去，门窗杂乱无章，却谁也不曾走错过。

③这里每一个家里，都在体现着矛盾的统一：人都肥胖，而楼梯皆瘦，两个人不能并排，提水桶必须双手在前；房间都小，而立柜皆大，向高空发展，乱七八糟东西一股脑全塞进去；工资都少，而开销皆多，上养老，下育小，两个钱顶一个钱花，自由市场的鲜菜吃不起，只好跑远道去国营菜场排队；地位都低，而心性皆高，家家看重孩子学习，巷内有一位老教师，人人器重。当然没有高干、中干住在这里，小车也不会来的，也就从不见交通警察，也不见一次戒严。他们在外从不管教别人，在家也不受人教管：夫妻平等，男回来早男做饭，女回来早女做饭。他们也谈论别人住水泥楼上的单元，但末了就数说那单元房住了憋气：一进房，门“砰”地关了，一座楼分成几十个世界。也谈论那些后有后院，前有篱笆花园的人家，但末了就又数说那平房住不惯：邻人相见，而不能相逾。他们害怕那种隔离，就越发维护着亲近，有生人找一家，家家都说得清楚：走哪个门，上哪个梯，拐哪个角，穿哪个廊。谁家娶熄妇，鞭炮一响，两边楼上楼下伸头去看，乐事的剪一把彩纸屑，撒下新郎新娘一头喜，夜里去看闹新房，吃一颗喜糖，说十句吉祥。谁说不出谁家大人的小名，谁家小孩的脾性呢？

④他们没有两家是乡党（同乡）的，汉，回，满，各种风俗。也没有说一种方言的，北京，上海，河南，陕西，南腔北调。人最杂，语言丰富，孩子从小就会说几种话，各家都会炒几种风味菜，除了外国人，哪儿来的人都能交谈，哪儿来的剧团，都要去看。坐在巷中，眼不能看四方，耳却能听八面，城内哪个商场办展销，哪个工厂办技术夜校，哪个书店卖高考复习资料？只要一家知道，家家便知道。北京开了什么会，他们要议论，某个球队出国得了冠军，他们要欢呼，哪个干部搞走私，他们要咒骂。议完了，笑完了，咒完了，就各自回家去安排各家的事情。因为房小钱少，夫妻也有吵的，孩子也有哭的。但一阵雷鸣电闪，立即便风平浪静，妻子依旧是乳，丈夫依旧是水，水乳交融，谁都是谁的俘虏；一个不笑，一个不走，两个笑了，孩子就乐，出来给人说：爸叫妈是冤家，妈叫爸是对头。

⑤早上，是这个巷子最忙的时候。男的去买菜，排了豆腐队，又排萝卜队，女的给孩子穿衣，去炉子上烧水做饭。一家人匆匆吃了，但收拾打扮却费老长时间：女的头发要油光松软，裤子要线楞不倒，男子要领齐帽端，鞋光袜净，夫妻各自是对方的镜子，一切满意了，一溜一行自行车扛下楼，一声叮铃，千声呼应，头尾相接，出巷去了。中午巷中人少，孩子可以隔巷道打羽毛球。黄昏来了，巷中就一派悠闲：老头去喂鸟儿，小伙去养鱼，女人最喜育花。鸟笼就挂满楼窗和柳桠上，鱼缸是放在走廊、台阶上，花盆却苦于没处放，就用铁丝木板在窗外凌空吊一个凉台。这里的姑娘和月季，突然被发现，立即成了长安城内之最，五年之中，姑娘被各剧团吸收了十人，月季被植物园专家参观了五次。

⑥就是这么个巷子，开始有了声名，参观者愈来愈多了。八一年冬，我由郊外移居城内，天天上下班，都要路过这巷子，总是带了油盐酱醋瓶，去那巷头四间门面捎带，吃醋椒是酸辣，尝盐碱是咸苦。进了巷口，一直往南走，短短小巷，却用去我好多时间。走一步，看一步，想一步，千缕思绪，万般感想。出了南巷口，见孩子们又拥集在甘蔗铺前啃甘蔗，吃得有滋有味，小孩吃，大人也吃。我便不禁两耳下陷坑，满口生津，走去也买一根，果然水分最多，糖分最浓，且甜味最长。

（选自《贾平凹散文选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