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四世同堂(节选)

老舍

常二爷每次来访，总是祁家全家人最兴奋的一天。久住在都市里，他们已经忘了大地的真正颜色与功用。及至他们看到常二爷——满身黄土而拿着新小米或高粱的常二爷——他们才觉出人与大地的关系，而感到亲切与兴奋。他们愿意听他讲些与政治、国际关系、衣装的式样、电影明星完全无关，可是紧紧与生命相连，最实际、最迫切的问题。听他讲话，就好像吃腻了鸡鸭鱼肉，而嚼一条刚从架上摘下来的王瓜，那么清鲜可喜。他们完全以朋友对待他，虽然他既是个乡下人，又给他们种着地——尽管只是三亩来的坟地。

常二爷参观到厨房，看小顺儿的妈那份忙劲儿，和如此之多的青菜与猪肉，他忽然想起来：“哟，明天是大哥的生日!你看我的记性有多好!”说完，他跑到院中，就在石榴盆的附近给祁老人跪下了：“大哥，你受我三个头吧!盼你再活十年二十年的，硬硬朗朗的!”“不敢当噢!”祁老人喜欢得手足无措。“就是这三个头!”二爷一边磕头一边说，“你跟我‘要’礼物，我也拿不出来!”叩罢了头，他立起来，用手掸了掸膝上的尘土。

瑞宣赶紧跑过来，给常二爷作揖致谢。小顺儿以为这很好玩，小青蛙似的，趴在地上，给他的小妹磕了不止三个头。小妞子笑得哏哏的，也忙着跪下给哥哥磕头。磕着磕着，两个头顶在一处，改为顶老羊。大人们，心里忧虑着坟墓的安全，而眼中看到儿童的天真，都无可如何地笑了笑。“老二!”祁老人叫常二爷，“今天不要走，明天吃碗寿面再出城!”“那——”常二爷想了想，“我不大放心家里呀!我并没多大用处，究竟是在家可以给他们仗点胆!嘿!这个年月，简直没法儿混!”“我看，二爷爷还是回去的好!”瑞宣低声说，“省得两下里心都不安!”

“这话对!”常二爷点着头说，“我还是说走就走!抓早儿出城，路上好走一点!大哥，我再来看你!我还有点荞麦呢，等打下来，我送给你点!那么，大哥，我走啦!”“不准你走!”小顺儿过来抱住常二爷的腿。“不肘!”妞子永远模仿着哥哥，也过来拉住老人的手。“好乖!真乖!”常二爷一手拍着一个头，口中赞叹着，“我还来呢!再来，我给你们扛个大南瓜来!”正这么说着，门外李四爷的清脆嗓音在喊：“城门又关上了，先别出门啊！”祁老人与常二爷都是饱经患难的人，只知道谨慎，而不知道害怕。可是听到李四爷的喊声，他们脸上的肌肉都缩紧了一些，胡子微徽地立起来。小顺儿和妞子，不知道为什么，赶紧撒开手，不再缠磨常二爷了。“老二!咱们屋里坐吧!”祁老人往屋中让常二爷，好像屋中比院里更安全似的。常二爷没说什么，心中七上八下的，非常不安。

于是，两位老人就对坐着发愣。愣得实在难堪了，就交替着咳嗽一声，而后以咳嗽为题，找到一两句话——只是一两句，再往下说，就势必说到年岁与健康，而无不悲观。假若不幸提到日本鬼子，那就更糟，因为日本人是来毁灭一切的，不管谁的年纪多么大，品行怎样好。

天佑一清早也回来了，很惭愧地给父亲磕了头。他本想给父亲买些鲜果和螃蟹什么的，可是城门关着，连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的肉市与莱市上都没有一个摊子，他只好空着手回来。他知道，老父亲并不争嘴；不过，能带些东西回来，多少足以表示一点孝心。再说，街上还能买到东西，就是“天下太平”的证据，也好教老人高兴一点。可是，他空着手回来!他简直不敢多在父亲面前立着或坐着，恐怕父亲问到市面如何，而增加老人的忧虑。他也不敢完全藏到自己的屋中去，深恐父亲挑了眼，说他并没有祝寿的诚心。他始终没敢进南屋去，一会儿进到北屋给父亲和常二爷添添茶，一会儿到院中用和悦的声音对小顺儿说：“看!太爷爷的石榴有多么红呀!”或对小妞子说：“哟!太爷爷给买的兔儿爷?真好看！好好拿着，别摔了噢!”他的语声不但和悦，而且相当高，好教屋里的老人能听见。口中这么说道着，他的心里可正在盘算：每年这个时节，城里的人多少要添置一些衣服；而城外的人，收了庄稼以后，必定进城来买布匹。他的小布铺，一向是言无二价，而且是尺码加一。他永不仗着“大减价”去招生意，他的尺就是最好的广告。可是，今年，他没看见一个乡下的主顾，城门还关着啊!至于城里的人，有钱的不敢花用，没钱的连饭都吃不上，谁还买布!他看准，日本人不必用真刀真枪地乱杀人，只要他们老这么占据着北平，就可以杀人不见血地消灭多少万人!他想和家里的人谈谈这个，但是今天是老太爷的生日，他张不开口。他须把委屈放在肚子里，而把孝心，像一件新袍子似的，露在外面。

(有删改)

文本二：《四世同堂》是审美与历史的结合，也是老舍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的集大成之作。它讲述了特定时代的中国故事，通过简化的形象塑造，形成了主题上的深化思考，并构成了特有的平民文学样本。老舍是个基于普通市民审美观的、带有民俗色彩的作家，他对底层社会生态的展示，体现在语言道德观、价值观、美学风格的方方面面，是19 世纪现实主义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出的新花朵。

《四世同堂》是在抗战还在进行中的现场文学，直接书写沦陷区的现实，通过文本构拟了普通民众从惶惑到偷生，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饥荒中绝地求生的成长过程。它在汗牛充栋的世界二战题材文学中，既是具有特殊性的描写中国创伤的见证文学，同时也是带有民族情感凝聚的共通性认知的普遍性叙事。

(摘编自刘大先《老舍笔下<四世同堂>的时代与家国》)

【推荐3】多一事

刘心武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作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梅老板的代表作，荀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了。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作‘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啦，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地里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一些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得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汉子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每月四百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高低铺，剩余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让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意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叫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五号上午十点必来这家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找我。我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去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她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车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宛大妈见两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耐逮那些贪官去!”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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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堡的黄昏

迟子建

十里堡是都市里的乡村。

黄昏降临时，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

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秤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驴车来，车上载着水灵灵的蔬菜。

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

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堡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

卖白鲢鱼的人将期望的目光投在你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

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炸饼在油锅里发出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一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里面的每样腌菜都是老婆婆的一个童话。

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秋天尽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堡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

站在桥头卖菜的农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不会因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秤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响亮了。

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卖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

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挟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被一股活水围绕着，富庶美丽，生生不息。

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那是圣诞节前夕的低沉的黄昏，还是在十里堡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

他年纪很大了，穿一件黑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的小兔子。

我问他每件卖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觉这是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

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的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

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

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十里堡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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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拔。①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我不怕天旱，但我怕玛克辛姆的哭声。柳莎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玛克辛姆呢，他一看到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缝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

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等东西，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②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遗留下来的神鼓上。③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我走出希楞柱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我以为西班会把桦树皮吃掉，他从小就喜欢啃树皮吃，离不开森林的，可他最终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把它放在神鼓上了。④我觉得西班放在神鼓上的，是他的粮食。他就带着这么一点粮食走，迟早要饿死的。我想西班一定是为了可怜的拉吉米才同意下山的。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蛰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安草儿不像别人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唰唰”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我是个鄂温克女人。

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要把我们这个民族的清晨、正午和黄昏，还有半个月亮说给你听……

——节选自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