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发热议，本报记者刘阳日前独家专访刘导演冯小刚。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记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特别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摘编自刘阳《幽默背后有道理》，有删改）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灯光上网Lifi试验成功

一直以来，在一个人的头顶上画一个闪亮的灯泡，被用来象征一个发明家的灵光乍现，但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拉尔德•哈斯由灯泡本身“点亮”了奇思妙想：依赖一盏小小的灯，将看不见的网络信号，变成“看得见”的网络信号。哈斯和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团队最新发明了一种专利技术，利用闪烁的灯光来传输数字信息，这个过程被称为可见光通讯（ VLC），人们常把它亲切地称为“ Lifi”，以示它能给目前以WiFi为代表的无线网络传输技术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这种让人难以想象的网络技术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答案是：很近，它正从复旦大学实验室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日前，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传出好消息， Lifi技术在实验室成功实现。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薛向阳告诉记者，目前的无线电信号传输设备存在很多局限性，它们稀有、昂贵、但效率不高，比如手机，全球数百万个基站帮助其增强信号，但大部分能量却消耗在冷却上，效率只有5%．相比之下，全世界使用的灯泡却取之不尽，尤其在国内LED光源正在大规模取代传统白炽灯。只要在任何不起眼的LED灯泡中增加一个微芯片，便可让灯泡变成无线网络发射器。课题研究人员迟楠教授指出，光和无线电波一样，都属于电磁波的一种，传播网络信号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研究中，给普通的LED灯泡装上微芯片，可以控制它每秒数百万次闪烁，亮了表示1．灭了代表0．由于频率太快，人眼根本觉察不到，光敏传感器却可以接收到这些变化。就这样，二进制的数据就被快速编码成灯光信号并进行了有效的传输。灯光下的电脑，通过一套特制的接收装置，读懂灯光里的“莫尔斯密码”。“有灯光的地方，就有网络信号。关掉灯，网络全无。”迟楠告诉记者，与现有 WiFi相比，未来的可见光通讯安全又经济。WiFi依赖看不见的无线电波传输，设备功率越来越大，局部电磁辐射势必增强；无线信号穿墙而过，网络信息不安全。这些安全隐患，在可见光通讯中“一扫而光”。而且，光谱比无线电频谱大10000倍，意味着更大的带宽和更高的速度，网络设置又几乎不需要任何新的基础设施。

当然，作为一种尚在实验室的全新网络技术和产品，其未来潜力也不应被过分高估。“因为，从灯光通讯控制到芯片设计制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产品，都是研究人员‘动手做’，要真正像 WiFi那样走进千家万户，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产业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迟楠认为，Lifi技术本身也有其局限性，例如若灯光被阻挡，网络信号将被切断等等。因此，它并不是WiFi的竞争对手，而是一种相互补充，有助于释放频谱空间。

帽子给我戴正了

刘正权

“协警也是警察，你们给我记好了！”局长说完这话，走到队列左侧，看着最边上的陈大华，瞪圆双眼，举手，敬礼，然后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有人想笑，却没敢笑出来。

陈大华努力去正一正头顶的警帽。他头小，警帽总是不愿意配合他的脑袋，自然正不起来。

上岗第一天，就在局长那留下不好的印象，陈大华有点沮丧。

队长是知道原因的，因此在给陈大华分配执勤点时安慰他说，工作态度端正，比警帽戴得正，更有说服力。

陈大华这才宽了心。

春节期间，在外地上班务工的人像鸟儿归巢，全部回来了。路面上车多人多，警力严重不足，协警就成了传说中的革命战士，哪里需要去哪里，通常是一个警察带三四个协警“镇守”交通要道。主要是查酒驾，醉驾。而毒驾，陈大华只在新闻里见过，他们这种五线城市，难得一见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城人，想要做到如同队长所说的工作态度端正，不那么容易！好几次敬礼完毕，人家车窗摇下，探出一个脑袋，热热络络地骂一句：“陈大华你狗日的啥时眼睛近视了？”

骂这句话的，自然非亲即故。好在，闻不见酒气，开车手续也齐全，陈大华挨了骂， 心里还没气，回道：“那你买车都不晓得请我喝顿酒。”

按照小县城的规矩，买车是大事，跟搬新家一样，是要请喝酒的。 陈大华的意思很明显，公是公，私是私。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守规矩的。

初一走父母，初二走丈母，长辈面前，不好放肆。初三初四初五，敞开喝酒的日子， 有亲朋故旧知道陈大华所负责的街道位置，喝酒时就打好了算盘，到时迎着那条路走， 陈大华自然晓得网开一面。偏偏，网在那支着，别说一面，半面都没开。简直是自投罗网，好几个熟人因为酒驾，被陈大华抓了现行。“还让人过节不？”

陈大华正一下头顶的警帽：“就是要让人好好过节，才这么严的。”

“你一个协警，不信你能给人敬一辈子的礼！”有人这么口不择言地骂他。确实，协警中很多人干着干着，因为没有指望转正，加上得罪人，悄悄谋了新的出路。

“协警也是警察！”陈大华在心里顶撞了对方一句。 事是在初五早上出的。

值了通宵班的陈大华正准备下班，换班的同事已经在街对面冲他招手，示意他可以走人了。陈大华迈步走在人行道上，一辆白色轿车疯了般从右边冲过来，绿灯数字明明白白显示只剩下一秒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是小孩都熟知的道理。职业习惯令陈大华一边挥手一边去车道上阻拦，示意对方暂停。

然而停下的不是那辆轿车，而是陈大华的思维。

随着一声闷响，陈大华整个身体被撞得腾空飞了起来，落地后随着惯性一个侧滚， 惨了，后面紧跟而来的一台越野车再度碾上他的身体。

在事故现场，局长发现，陈大华的身体都支离破碎了，警帽却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他的手，以敬礼的姿势出现在大家面前。

队长告诉局长，陈大华在帽子里层缝制了两层松紧带子，为的是让警帽能端端正正箍在头上。

肇事车辆被抓住，白色轿车司机解释是，他的车辆不小心刮擦了后边的越野车，想要逃避赔偿才加大油门抢红绿灯的；而越野车司机因为追着前面车辆想要讨说法才对陈大华造成了二次碾压。

看似站得住脚的解释却遭到了局长的怀疑，局长早先干过刑警，白色轿车司机那话太经不起推敲，眼下车辆都购买了强制险，别说一点刮擦，就是撞了车，也犯不着逃逸， 有保险公司理赔的。

醉驾？肯定不是，司机身上没酒气。莫非是……局长心里一个激灵。 检测结果跟局长怀疑的一样——毒驾。

在给陈大华追认功臣的会议上，有网站记者提出质疑：“一个协警，而且是走在下班路上，追认为功臣，合适吗？”“协警也是警察，请你给我记好了，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有上下班之分吗？”局长的声音猛地提高八度，走到那个记者面前，瞪圆双眼，举手，敬礼， 跟着迸出这么一句话：“帽子给我戴正了！”

“帽子，我有戴吗？”记者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这么情绪化的人，怎么当上的局长？”

“是说你无冕之王的帽子呢！”队长上前，轻轻补上一句。 “我不过是个网站记者啊！”

“网站记者也是记者！”

队长拍拍手中的警帽，端端正正戴上头顶。会议结束，得出警了。

（选自《啄木鸟》2018年第6期）

垃圾分类

刘会然

你看你，你看你……

大卫正准备把手中的垃圾袋扔向垃圾桶，居委会王大妈就朝他嚷了起来。

王大妈气愤道，这些天，小区一直在宣传垃圾分类，你大卫难道是木头人？王大妈眼睛直盯着大卫，愤怒的火焰好像要把大卫焚烧了一样。

大卫赶紧把手缩回来，讪笑道，你看，我这记性，又忘记了。大卫用另一只手重重拍击着后脑勺，拍得咚咚响。

王大妈告诫道，垃圾要分类，年轻人，下次可要记住喽。

大卫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大卫朝王大妈来了个立正站姿，再来个敬礼的手势。

近段时间全市上下都在开展垃圾分类活动。广播、电视、报纸、各种宣传栏，纷纷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正确的分类方法。机关、学校、街道、社区等地方都分发了崭新的垃圾桶：绿色垃圾桶投掷可回收垃圾，黑色垃圾桶投掷不可回收垃圾，市区每个居委会还成立了垃圾分类劝导小组，由部分热心大妈担任组员，分区分块负责劝导工作。

这不，大卫一出门扔垃圾，就被王大妈逮住了。一只垃圾袋？这显然不符合垃圾分类标准，就是形式上也不符合。绿色垃圾袋装可回收垃圾，黑色垃圾袋装不可回收垃圾。这段时间，就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何况大人？第二天傍晚，大卫正准备出门扔垃圾，一想，不对，又是一只垃圾袋，必会受到王大妈的批评。怎么办？垃圾都放一个袋里，总不能重新倒出来再分类吧，再说，这些垃圾五花八门，气味，实在难闻，不如……

大卫另找了一个黑色垃圾袋，把绿色垃圾袋的部分垃圾倒入黑色垃圾袋。就这样，大卫左手提着绿色垃圾袋，右手提着黑色垃圾袋，晃荡着来到楼下的垃圾桶旁。大卫把绿色垃圾袋扔进绿色垃圾桶里，把黑色垃圾袋扔进黑色垃圾桶里。

一旁的王大妈朝大卫竖起了大拇指，说，大卫，今天好样的。

大卫赶紧说，谢谢！谢谢！大卫朝王大妈来了个立正，又来了个敬礼的手势。

吹着口哨，大卫回到楼上，心里窃笑，垃圾分类，其实挺容易嘛，哈。

那天傍晚，大卫故伎重演，左手提着绿色垃圾袋，右手提着黑色垃圾袋晃荡着来到楼下的垃圾桶旁。大卫正准备把手中的垃圾袋扔向垃圾桶。

居委会王大妈就嚷了起来，你看你，你看你……

大卫故作惊讶状，说，王大妈，又怎么啦？

王大妈接过大卫手中的两个垃圾袋，呼啦啦敞开。王大妈眼睛直挺挺地瞪着大卫，愤怒的火焰好像要把大卫焚烧了一样。

大卫赶紧把手缩了回来，讪笑道，你看，我这记性，又忘记了。大卫用另一只手重重拍击着后脑勺，拍得咚咚响。

王大妈告诫道，垃圾要分类，年轻人，下次不要耍小聪明喽。

大卫赶紧说，明白了，明白了。

第二天傍晚，大卫正准备出门扔垃圾，一想，不对，又忘记垃圾分类了，肯定要受到王大妈的批评。怎么办？这些垃圾五花八门，气味实在难闻……嗨，就算是为先前的恶习补过吧。大卫找来口罩和橡胶手套，把倒在一起的垃圾，分门别类放置在绿、黑两只垃圾袋里。

这次总算合格了，大卫左手提着绿色垃圾袋，右手提着黑色垃圾袋，晃荡着来到楼下的垃圾桶旁，把绿色垃圾袋丢进绿色垃圾桶里，把黑色垃圾袋丢进黑色垃圾桶里。

这时，一辆运垃圾的电动三轮车开过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黄衣服的清运工。

只见清运工把一个个或绿或黑的袋子纷纷拆开，把所有垃圾袋里的垃圾，都倒进那个狭长的车斗里。

大卫说，麻烦，垃圾都分类好了，干吗不一袋袋分类倒入？

清运工说，现在不是提倡垃圾分类嘛，这些袋子倒进去，多可惜，倒完垃圾不是都可以循环利用吗？

王大妈赶紧说，对，对，垃圾分类，就是为了循环利用，大卫，你可要好好学习这位清运工呢。

很快，电动三轮车载着满车的垃圾，晃荡晃荡离开了。

突然，大卫哈哈大笑起来。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3期）

【推荐3】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