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选择是指目击证人在辨认某人是不是犯罪嫌疑人时，做出“是”或“不是”的选择。做出“是”的选择，我们称为“指认”；做出“不是”的选择，我们称为“排除”。经事后验证，证人在指认和排除时都有可能发生错误。

研究发现：当证人把握十足地指认某人“是”犯罪嫌疑人时，事后证明他们的指认往往是正确的；而他们在犹豫不决中指认某人“是”犯罪嫌疑人时，事后证明他们的指认更容易出错，这样一来，无辜者也就更容易被冤枉了。不同的心理状态下，辨认的正确率是不同的，“指认”是这样，“排除”也是这样。

因此，司法部门在二元选择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不知道”选项，即设置“是”“不是”“不知道”三元选择系统，做出“不知道”的选择，我们称之为“无法判断”。使用三元选择系统后，证人的辨认结果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目击证人在两种选择系统中判断结果的数据，制作了下图。

秃子光

张灏

他生来长得丑，蒜鼻豁嘴，头上长瘌子，蓄不了发，人送浑号“秃子光”。他不仅长相不入眼，且生性顽劣，干的都是上房揭瓦、下田摸瓜的事，父母头疼，乡邻嫌恶。

他家紧挨着镇上的码头。大富水虽算不上气势磅礴，但来往船只颇为频繁，河面上的景象也显出几分壮观。十三岁那年，有两只大船停靠在码头。船看上去很普通，但围观议论的人不少。因为船上有人在咿咿呀呀吊着嗓子。这是往县城去的戏班。停靠半日，戏班的船往县城方向去了。

戏班的船还没从眼前完全消失，他就跑回家，把锅里几个炕馍全部打了包，又去菜园扯了几个黄瓜，摸了烧饼摊上的几个烧饼。卖烧饼的转身发现是他，也不追赶，只骂了一声“秃儿子”。他身无分文，搭不上便船，硬是沿着大富水走了一整天，走到了县城。

戏班是县城首富请来为老母祝寿的，连唱七天，他便连看了七天。戏看完了，脸也饿绿了。看着戏班打点行装，他魂不附体。等到戏班离开县城的时候，他托人给父母捎信，从今以后他是戏班的人。

十年之后，有一个青年找到汉口福兴戏班。他站立堂前，向班主自报家门，请求搭班入行。他的一番话引得戏班几个人掩嘴偷笑。班主仔细瞧他，秃头，蒜鼻，豁嘴，如此模样，莫说上台，假使真能唱戏，扮个丑角倒罢了，怎么可能担小生？班主只字未言，兀自捧起茶杯，低下头吹了吹浮在面上的茶叶，声音很响地啜了一口茶。

堂前之人正是秃子光。见班主摆出送客的姿态，他竟然没有半分张惶。他将肩上的包袱取下来放到地上，然后向班主恭恭敬敬抱拳作揖道：“献丑了。”当场来了《凤仪亭》中的两段。先是吕布与王允对饮，再是吕布与貂婵调情，活脱脱一个骄横好色的匹夫莽汉。唱罢，班主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看，早忘了一杯茶一直端在唇边，已有半柱香的工夫。堂上其他几个人突然齐声叫了一声“好”。

接下来的一个月，福兴戏班每天都挂他的“旗”。《柜中缘》、《白蛇传》、《长坂坡》，水袖功、扇子功、翎子功。秃子光在台上唱腔圆润，韵味超群，行似秋风落叶，站如玉树婷婷，武戏的身段和表演更是令人叫绝。秃子光声名鹊起。汉口报界评论他与京城杨小楼好有一比。

一些新秀慕名而来，拜秃子光为师。他最满意的弟子是花云桥和白牡丹。当花云桥和白牡丹在汉口唱出名头后，秃子光渐渐淡出舞台，深居简出。

1938年，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汉口。汉口一夜之间，好像汹涌的潮水溃堤，人们都在逃离，脸上写着慌乱和惊骇。大多数戏园都关门歇业，只有极少数在夜晚来临时，依然醉生梦死。

一天，白牡丹到秃子光住所向师傅辞行。她和戏剧社的十几个年轻艺人决定离开汉口。她说，日本人刚刚在南京屠城，我们怎能坐以待毙？我们坚决不为日本人唱戏，我们要一路宣传抗日，走到重庆去。秃子光问及花云桥，他知道白牡丹正与花云桥相恋。白牡丹怅然道：“人各有志，从此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汉口的冬天，虽不是滴水成冰，但也是一种慢慢渗透到骨子里的冷，十指外露，不知不觉会冻得关节僵硬不能弯曲。久未露面的秃子光忽然夜访花云桥。花云桥赶紧为老师请茶让座。秃子光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壶酒道：“天寒地冻，还是喝酒暖暖身子吧。很久没见了，今天陪师傅喝一杯，如何？”花云桥恭敬从命。

三杯酒入肚，秃子光问：“你随我学戏有七八年了吧？”

“感谢师傅教诲，从十六岁开始，整整八年零九个月。”

“你记得倒清楚。弟子当中，你悟性最好，白牡丹最能吃苦。师傅有一个心愿未了，指望有一天喝你们俩的喜酒。”

花云桥脸色黯然。“让师傅您老失望了。活在乱世，只能苟且。怎奈她过于倔强，我实难留住她。”

“我懂了。来，喝干这最后一杯吧。时间到了，该走了。”

翌日，秃子光离开了汉口，从人们视线里彻底消失。连白牡丹也没有见到过师傅。花云桥再也没有走上戏台，听说一夜之间嗓子哑了。

抗战胜利后，听说有人在五台山见到一位老僧人，蒜鼻，豁嘴，仿似曾经红极一时的汉剧名伶秃子光。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会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但是面对梵高绘画艺术的真实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力的追求及对苦难民众不屈于命运的关切之情，我们会为之一震。因为这种面对社会丑恶、腐朽而表现出的不屈的精神将鼓舞后来者在艺术长河中不断地探索与求。论及个人，梵高无疑是不幸的，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信念，痛苦的疾病折磨，孤僻、直率、执着而神经质的性格使他难以融入当时的社会。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缺陷成就了梵高的不朽。他以广博的文学修养，宽厚的人文情怀，博大的同情心，悲悯的基督精神，火热的创作激情，独特的绘画技巧，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燃烧在绘艺术中，形成了他得以不朽的艺术生命。

梵高的不朽来自他高度自觉的自然观绘画思想。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返回自然”的自然观思想。自然观思想认为，艺术家只有投身自然，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诠释美的生活。梵高的艺术创作深受自然观思想的影响，他以宗教徒般的虔诚走进自然，诠释人生。他以其孤寂的生活和苦楚的精神世界为创作背景，运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自然世界。梵高描绘出的自然世界不是纯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内化于人的“人化自然”。他通过绘画艺术将自身的内在心灵与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正如梵高所说:“在见到诸多自然事物时，如当看到一片树木时，我都能看到自然的表情，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我甚至奢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某种斗争的方式。”于是，作为一名艺术者，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求人生意义与自然的本质之关系，他说:“一名社会劳动者形象，一片沙滩、天空与海洋，一块犁地上的犁沟等，都理应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将这些自然物描述出来都是不容易的，但由于他们都是生活之美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终其一生从事于表现这些自然物之美，确实是值得的。”因为反映自然之美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梵高常处于一种精神极度亢奋的扶态来进行他的艺术创造，正国为这种执着，梵高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反映出来自然的“生气与真诚”，打动了有灵性的艺术之人，并传于后世而永不褪色。

梵高独立特行的创作精神与思辨意识也促成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梵高也曾撼于米勒、伦勃朗、德拉充罗瓦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更多的是吸取其创作精华，注重自身情感的表达，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追求形式和心理的平衡。梵高绝不墨守成规地照搬传统和如实地描摹自然，他终其一生努力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梵高反复强调，艺术创作要“尽情地表现自我而不是努力地表现眼前之物”。梵高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却用短的一生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他用他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人生和人文情怀，震撼着后来的每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们。他的艺术作品在他去世近100年后成为世人以天价竞购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他悲悯的人文情怀及疯狂的艺术情怀，并由此带来的无穷的艺术价值。梵高及其艺术作品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门，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导。梵高的艺术 “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选自周旭《论梵高艺术创作的人文情怀及艺术价值》有改）

天鹅之死

汪曾祺

“阿姨，都白天了，怎么还有月亮呀？”

“阿姨，月亮是白色的，跟云的颜色一样。”

“阿姨，天真蓝呀。”

“蓝色的天，白色的月亮，月亮里有蓝色的云，真好看呀！”

“阿姨，树是紫色的。树干是紫色的。树枝也是紫色的。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真好看！”

“阿姨，你真好看！”

“我从前好看。”

“不！你现在也好看。你的眼睛好看。你的脖子，你的肩，你的腰，你的手，都好看。你的腿好看。你的腿多长呀。阿姨，我们爱你！”

“小朋友，我也爱你们！”

“哦！看见玉渊潭了！玉渊潭的水真清呀！”

“阿姨，那是什么？雪白雪白的，像花一样的发亮，一，二，三，四。”

白蕤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呼：“是天鹅！”

“它们从哪儿飞来？”

“从很远很远的北方。”

“是吗？——欢迎你，白天鹅！”“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作客！”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了大兴安岭，雪压的落叶松的密林里，闪动着鄂温克族狩猎队篝火的红光。

白蕤去看乌兰诺娃^①，去看天鹅。大提琴的柔风托起了乌兰诺娃的双臂，钢琴的露珠从她的指尖流出。她的柔弱的双臂伏下了。又轻轻地挣扎着，抬起了脖颈。钢琴流尽了最后的露滴，再也没有声音了。天鹅死了。白蕤像是在一个梦里。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飞过了呼伦贝尔草原，草原一片白茫茫。圈儿河依恋着家乡，它流去又回头。在雪白的草原上，画出了一个又一个铁青色的圆圈。

白蕤考进了芭蕾舞校。经过刻苦的训练，她的全身都变成了音乐。她跳《天鹅之死》。大提琴和钢琴的旋律吹动着她的肢体，她的手指和足尖都在想象。

天鹅在天上飞翔，去寻找温暖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森林起了火了。

白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因为她说：“《天鹅之死》就是美！乌兰诺娃就是美！”

那些“工宣队员”，每天晚上都想出一种折磨演员的花样。叫她们背着床板在大街上跑步。叫她们做折损骨骼的苦工。命令白蕤跳《天鹅之死》。

“你不是说《天鹅之死》就是美吗？你给我跳，跳一夜！”

录音机放出了音乐。音乐使她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她快乐。她跳《天鹅之死》。

她跳《天鹅之死》。她羞耻。

她跳《天鹅之死》。她愤怒。

她跳《天鹅之死》。她摔倒了。

玉渊潭在月光下发亮。四只天鹅翩然落在玉渊潭上。

白蕤转业了。她当了保育员。她还是那样美，只是因为左腿曾经骨折，每到阴天下雨，就隐隐发痛。

孩子们对天鹅说：“天鹅天鹅你真美！”“天鹅天鹅我爱你！”“我们和你来作伴！”

甲、乙两青年，带了一枝猎枪，偷偷走近玉渊潭。天已经黑了。一声枪响，一只天鹅毙命。其余的三只，惊恐万状，一夜哀鸣。被打死的天鹅的伴侣第二天一天不鸣不食。傍晚七点钟时还看见它。半夜里，它飞走了。

“阿姨，天鹅还在吗？”

“在！在那儿，在靠近南岸的水面上。”

“天鹅天鹅你害怕吗？”“天鹅天鹅你别怕！”

湖岸上有好多人来看天鹅。他们在议论。“这个家伙，这么好看的东西，你打它干什么？”

“想吃天鹅肉。”

“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

有人说，那一只也活不成。天鹅是非常恩爱的。死了一只，那一只就寻找一片结实的冰面，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 

孩子们听着大人的议论，他们好像是懂了，又像是没有懂。他们对着湖面呼喊：“天鹅天鹅你在哪儿？”“天鹅天鹅你快回来！” 

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泪。他们的眼睛发光，像钻石。他们的眼泪飞到天上，变成了天上的星。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有删减）

蚕儿

陈忠实

从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摊开，把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跑进教室，坐在课桌旁，把书打开。

老师驼着背走进来，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二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写字。”老师把一张《乘法口诀表》挂在黑板上，领我们读起来：“一六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一下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被身体暖热了。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但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房檐下，展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趴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儿，一动也不动。我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沾起来，轻轻放到早已备好的小铁盒里。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上课的哨声响了。

“二年级写字。”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我取出鸡毛，揭开小铁盒。

哐，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我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老师背着双手，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一下，踩扁了那个小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子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过了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把一、二年级分给他教了。

他很年轻，站在讲台上，笑着介绍自己：“我姓蒋……”捏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以前的老师，从来不在学生面前说自己的姓名。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那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桑叶，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脸上擦出了血。

“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说。我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牵着我的胳膊走进他住的小房子，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

“怎么弄破的？”他问。“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哩！”他高兴了，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而好奇的光彩，说：“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他领着我们满山沟跑，摘桑叶。有时，他在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三天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它要网茧儿哩！

老师把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个小方格，把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像个小孩子，“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可没过多久，老师被调走了。他说：“有人把这儿的情况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于是我想到村子里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失了体统嘛！他们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碰到了蒋老师。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的纪念章，金光给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我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儿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毕业后，回到乡间，也在那所小学里教书。当老师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儿，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带着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蒋老师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地金黄的丝片儿，两滴眼泪滴在上面了……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