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万美元的阳光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栋海边花园楼房里，住着一位孤单的老人贝蒂·哈里斯太太。她不愿去养老院，而唯一的亲人——侄子哈特已经一个月没来看望她了。

满屋的灰尘，每天只喝两顿稀粥，好久没见过明媚的阳光，贝蒂·哈里斯太太的生活渐渐陷入了绝境。她时常躺在床上叹息，感觉自己快油尽灯枯了。

一天下午，有人敲门。贝蒂吃力地爬起来，摸索着开了门。站在门外的不是侄子哈特，而是一个笑意盈盈的陌生女人。“太太，您好！我叫珍妮，和丈夫刚搬过来，住在您对面的楼里，以后请多多关照！”珍妮热情地自我介绍。

蓬头垢面的贝蒂冷漠地应了一声，随即关上了门。她对外界的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即使是新邻居。因为她觉得自己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让贝蒂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珍妮又来敲门。“太太，能把您的窗户打开吗？我们想借点阳光。”珍妮委婉地提出请求。“我的窗户挡住你们的阳光了吗？”贝蒂有些生气，斜眼看着这个故意来找茬的珍妮。“是的，太太，您看，您的房子挡住了我家的窗户。如果您不开窗，我们的房子就照不到阳光。”珍妮无奈地摊开双手，笑意依然。

珍妮住的楼房低矮，只有借助贝蒂家的窗户才能享受到阳光的温暖。之前的住户曾经找贝蒂交流过这些，可都被她冷冷地回绝了。但珍妮不一样，她笑容明净，性格温柔，言谈和善，令人怜惜。“哦，好吧。我行动不便，你自己进来开窗户！”贝蒂回头看看自家凌乱的房间，有些不好意思。“太太，如果您不介意，我来帮您收拾房间吧。”担心贝蒂不接受“施舍”，珍妮抢在了贝蒂前面补充道，“就当是对您借给我家阳光的回报。”

珍妮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把贝蒂的房间里里外外都拾掇得整洁如新，还让丈夫帮贝蒂修整了花圃。

看着透过火焰木树洒在窗台上摇曳的阳光，贝蒂眼里露出了少有的喜悦，原先萎靡的状态明显改变。“原耒阳光也会跳舞，谢谢你！”她向珍妮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珍妮看着脸上溢满阳光的贝蒂，会心地笑了。

一天早上，贝蒂喝了点粥，便坐在花园的木椅上晒太阳，珍妮走过来跟她聊天。

阳光下，贝蒂碗里剩下的一点粥越发显得清亮。珍妮有些难过，她稍思片刻，说道：“太太，我还想借下您的阳光。”“又有哪遮住您了吗，夫人？”贝蒂有些疑惑。“我和丈夫以前有个习惯，喜欢在阳光下用餐，您看我们家餐厅根本没有窗户，能借您的阳光用餐吗？”珍妮指了指自家的餐厅。

丈夫去世，亲人离弃，虽然住在宽大的房子里，贝蒂的世界却变得逼仄、灰暗，她拒绝见人，更是很久没有与人共餐了。珍妮的话像一团燃烧的火，瞬间温暖了她冰冷孤寂的心。“当然可以。”贝蒂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在贝蒂家的花园，三个人沐浴着阳光，围着一个用树桩做的餐桌用餐。贝蒂终于不再只是喝粥，而是吃到了珍妮精心制作的美食。饭后，珍妮夫妇还会推着贝蒂到海边吹风，陪她聊天。

日子像春日的阳光一样惬意，贝蒂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还让珍妮丈夫教她下棋，有时逗逗珍妮家那只同样喜欢借阳光的小猫咪。

随后几年，珍妮每天都来“借”贝蒂的阳光，贝蒂也享受着“借”给珍妮阳光得来的幸福与温暖。2012年11月的一天，贝蒂沐浴着阳光，无憾地走完了一生，那年她95岁。

2013年3月的一天，一位律师找到了珍妮。“夫人，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律师递给珍妮一份遗嘱。“遗嘱？”“是的，这是哈里斯太太临终前立的。之前她财产的继承人是她的侄子哈特，后来改成您了。现在，她那栋价值1250万美元的房产就是您的了。”

贝蒂在遗嘱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因珍妮馈赠了我和这房子阳光，我的全部房产由她继承，这是她应得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拥有它。

原来，阳光也是有价的，而且是高额回报，借出越多，回报越多，所以不要吝惜供给别人阳光。

（有删改）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虽观点各有差异，但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朴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在今天，这些思想，特别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的思想依然对我们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传》主张天人和谐。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解决“穷神知化”的问题。《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指万物变化之神妙；几，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苗头。极深研几，即“穷神知化”。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的幽深不测，怎样的变化细微，都要穷研而知之。唯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在当时就能提出“穷神知化”的观点，对于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此，《易传》又提出“裁成辅相”说：“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说应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裁成辅相”的观点，既要求深刻地认识自然，又要求能动地协调自然，朴素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易传》认为人生的理想应当是与天地相合，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违”、“不过”，讲究天人和谐，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天”，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关注自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重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资源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以及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等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摘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湖殇   熊久红

①当一双脚站在干涸的湖底的时候，其实，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是自己踩在了自己的骨头上。

②我说的是，在西部腹地，看着被戈壁荒漠一寸寸吞噬掉的艾比湖；我说的是，面对一片白色的盐碱，以及狂风掠过时卷起的漫漫沙尘。

③对湖而言，它首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那粼粼的波光，是鸥鸟的翔鸣，是蓝天白云的倒映，是渔歌唱晚的恬静，这些特征是湖带给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是湖应有的生命品质。而我脚下的艾比湖，正在丧失这些青春，就像一个散失了光鲜的干瘪水果，躺成一汪奄奄一息的物证，那些越来越多从湖底裸露出来的丑陋的盐碱污泥，总是让我联想到一具行将风干的木乃伊，一个湖的木乃伊。

④青年时期的艾比湖有着1200平方公里的水面；有着几万乃至十几万只野鸭水鸟嬉戏的场面；有着浩浩荡荡芦苇环卫的辽阔水域；有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宁静旷远。这些深深的怀念，使得我对眼前的景象，有着撕心裂肺的悲怆。

⑤在蛮荒的疆域里安插一个湖，应该是上帝对自己分配不公的一种补偿，她带给我们的是对绝望灵魂的抚慰，是对生存状态的重估，是能枕着入眠的一个梦境。而这个梦，曾经真真实实地存在过，在记忆的回望里，碧波荡漾。

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对巴金的《海上日出》心存缱绻，期待感受红日出海的璀璨景象。新疆离海太远，使只好以湖的水域，模仿海的苍茫了。从首府放暑假回来，邀几位同学，骑车六十多里，去艾比湖看日出，以弥补对海的贫瘠和渴望。

⑦由于道路的崎岖，到湖边时，太阳早已三尺竿头了。虽没赶上看日出，却被眼前一望无际、绵延至深的芦苇荡所震撼，清风拂过，波涛汹涌。一如百万雄兵拥围着这一城的浩淼，湖的浅滩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野鸭、灰鸭、斑头雁，随便朝水中甩一片卵石，都会惊飞几十只水鸟，空中盘旋两圈，又栖落水中。湖面很宽，即使极目远眺，也看不见对岸的轮廓。水边是一排沙滩，赤脚从上面走过，可以感受到温热潮润的细沙与脚趾间密切接触的惬意。几行浅浅的脚印，一段浪漫的行程。

⑧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无法淡化湖在往事里的色彩，这幅精美的画面早已长在岁月深处，每一次温故，都在重新涂一遍色彩，所以，停靠在回忆中的湖，其实，一直都很鲜艳，多少次在梦里，潮涨潮落，清波涟涟。

⑨但眼前的残败，总让人恍然隔世，觉得这个每年被大风从湖底卷起无数沙尘和盐尘的，这个每年以几平方公里的速度一点点消失的，这个在干涸湖底随处可见禽鸟尸骨和枯苇干枝的，不是记忆里的那个湖啊！它与往日被我们时常念想的碧水清波毫无瓜葛。

⑩多么希望艾比湖的枯萎是一次误诊！

⑪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串的数字。近50年，我国失去的湖泊有243个，其中，新疆的数量最多，达62个。罗布泊消失于1972年；台特玛湖消失于1974年；玛纳斯湖消失于1974年；艾丁湖消失于1987年。这听上去多少有些像宣读阵亡名单，但它们确实是从我们眼中一个一个消失的。

⑫那些缭绕碧波的绿茵，那些水中游戏的鱼鸟，那些湖面泛舟的渔人，那些环湖晚炊的村庄，都随着湖的消失而泯灭了。

⑬通过同伴的结局，艾比湖一定看到了自己悲情的归宿，所以，湖才有了泪的咸涩。如果能发出呐喊，我想，湖是一定要向上天控诉的，控诉那贪婪者、破坏者、无知者、傲慢者，控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替子孙们挖掘着墓穴。

⑭时常看到一些赞美艾比湖的文章，对它仅剩的三分之一的水域，进行热情歌颂，听上去就像是对着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赞美她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发髻，不知道在鱼缸里长大的鱼，会不会朗诵有关海的诗句。

⑮我在为一个湖悲哀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那些鸟，那些以湖为生的水禽，它们的翅膀，如何才能越过灾难，飞抵梦想的天堂。

（有删改）

找遍了化学书，在炭气、氧气以至于氯气之外，你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寒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着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到夏雨初晴，青草池塘四周围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是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所以，有亚尔特斯·赫胥黎先生的机伶，在《文学中之俗气》那本小册子里，他也不能抓住俗气，像孙行者抓住妖风一般，用鼻子来辨别滋味。

赫胥黎先生以为俗气的标准是跟了社会阶级而变换的：下等社会认为美的，中等社会认为俗不可耐，中等社会认为美的上等社会认为俗不可耐，以此类推。又说：“俗气就是流露出来的一种下劣性”。这上中下阶级想是依照知识程度来分的，每一个阶级又分好多层，上等之上，下等之下。若说根据银行存款的多少来判定阶级，赫胥黎先生断不至于那样势利的。

俗气是跟着社会阶级来变换的，不错!问题是：上等社会批评东西“甲”俗，中等社会批评东西“乙”俗，下等社会批评东西“丙”俗，它们批评为俗的东西虽不同，它们批评为俗是相同的，这个相同是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来自上等、中等、下等社会的代表人物。看见自认为俗的事物时，他们三个人的心理反应或感想一定是相同的，否则决不会同声说：“俗!”这三个不同的事物中有什么相同的品质使这三个不同的人发生相同的感想?对于清洁成癖的人，天下没有一桩东西是不脏的；同样，俗的东西的多少也跟一个人的风雅的程度成为正比例，但是，不管他评为“俗”的东西的数量的大小，这许多东西里一定有一个像算学中的公因数，做他的批评的根据。

赫胥黎先生讨厌坡(EdgarPoe)的诗，说它好比戴满了钻戒的手。俗气迎人。这一个妙喻点醒我们不少。浓抹了胭脂的脸，向上翻的厚嘴唇，福尔斯大夫的大肚子，西哈诺的大鼻子，涕泗交流的感伤主义，柔软到挤得出水的男人，鸳鸯蝴蝶派的才情……都跟戴满钻戒的手一般的俗。这形形色色的事物间有一个公共的成分——量的过度：钻戒戴在手上是极悦目的。但是十指尖尖都拶着钻戒，太多了，就俗了!胭脂擦在脸上是极助娇艳的，但是涂得仿佛火烧一样，太浓了。就俗了!肚子对于人体曲线美是大有贡献的，但假如凸得像挂了布袋，太高了，就俗了!以此类推。同时我们胸中还潜伏一个道德观念：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像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如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是正面的过失。沉默冷静，不会应酬的人，你至多厌他呆板，偏是有说有笑，拍肩拉手的社交家顶容易变俗。雷诺尔慈爵士论罗马宗和威尼斯宗两派绘画的优劣，也是一个佐证：轻描淡扫，注重风韵的画是不会俗的，金碧辉煌，注重色相的画就迹近卖弄，相形之下，有些俗气了。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感伤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感伤主义是对一桩事物过量的反映”

——这是瑞恰慈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换个角度来说，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是卡莱尔所谓“不要崇拜大多数”的“大多数”，是易卜生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的“大多数”。

(摘编自钱锺书《论俗气》，有删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君子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君子文化，孔子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转折性的、根本性的和特殊性的。

转折性，是从孔子对于君子内涵的改变角度来说的。君子这个概念并非孔子发明的，而大体上是在社会身份和地位意义上使用，指的是那些具有崇高地位的士大夫形象。将身份君子转变为道德君子，是孔子对于君子文化的转折性意义所在。在孔子这里，作为身份意识的君子还是存在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了道德的意义。对孔子来说，君子重要的不是社会身份，而是能自觉承担道义。

由君子来承担道德的责任，是孔子对于君子形象最为根本性的改造。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是君子必须承担道德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认为是孔子思维方式最大的成功。在孔子之前，君子就是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既然有社会地位，那就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即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其实，儒家的伦理原则也非常强调对等，儒家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讨论道德的，既然是关系，那自然是双向的、对等的。

当孔子把道德的责任置于君子之上时，就清楚地表达出了儒家道德理想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在道德实现方式上，孔子或者说儒家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地要求所有人都以道德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要求，而是强调君子必须承担道义。孔子就很清楚地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君子的主导、教化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是需要被教化的，而君子是这种教化得以实现的关键。由此，在儒家这里，对于道德的实现，形成了一个框架设计：君子担当，小人效法，进而实现道德的良性发展。

从道德境界上来说，儒家追求的是圣人，那是最高的理想。但是，孔子为什么要更多地强调君子？因为君子虽然不是最高的道德形象，却是一个以道德为己任的现实中人。这种现实中人对于儒家道德的实现具有关键的、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道德的理想不是不可以实现，相反它是现实可行的，就在君子这个现实的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在儒家这里，圣人是完满的道德形象，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形象。当道德的理想在君子身上实现的时候，孔子想告诉世人儒家思想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现实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对于君子的道德内涵的确立，具有极为明显的现实指向意义。

所以，君子形象经由孔子的重新塑造，获得了转折性的、根本性的、特殊性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孔子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将道德理想实现放置于君子身上。由此，这个形象得以支撑中国传统，并且内化成国人的精神价值，影响至今。

（摘编自何善蒙《孔子是怎么改造君子形象的》）

“家风”是个中性的概念

徐梓

“家风”系列报道及征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和高度认同。这个系列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培养社会良风美俗，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必须指出，如果不加思考地一概而论，把家风说成是传统的家庭教育，说成是一家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则有失偏颇，不可不加以厘清。

实际上，家风就是家庭的风气，它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如同一个人有气质、一个国家有性格一样，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习。这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习气，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所以，家风既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又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对家中子弟具有熏陶影响、沾溉浸润的意义。

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是一个家庭的自我和特色，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用现今的话说，并不都具有正能量。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有的家风也可能是狡诈刻薄、酗酒赌博、忿戾凶横。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班风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也并不都是传家宝，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品质。

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极端地说，“没有家风亦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人们感叹“家风”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家风又不同于家规。家规是家庭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的又一重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规、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具体而明确的条文，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学习的有形文本。而家风有别于这样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同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并且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

文化的价值之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文化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只能立足于当代中国去甄别并择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摒弃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消极成分。这应该成为衡量一切文化遗产的基本坐标。偏离了它，我们就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要么“食古不化”，要么“喝祖骂宗”。对传统文化采取原教旨主义态度，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这种复古读经的做法，抹杀了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特点，难以适应新的文化需要。同时，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我们更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但也应看到，今天的中国毕竟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历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重构，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激荡，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在本来意义上被复制和再现。

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从而显示出它的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如何才能“活”起来，活在当代人的观念和生活实践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典籍、文物古董和博物馆中？传统文化只有在不断回应时代的挑战、质询和诉求中才能真正得以弘扬光大。所以，它只能“活”在不断的损益中，这恰恰是一种文化的常态。不然的话，传统文化就有可能沦为现代新儒家所焦虑的“木乃伊”或死古董。传统文化只有通过创造和创新，才能实现有活力的传承。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我们应采取“神似”而非“形似”的态度。譬如中国传统社会提倡的“二十四孝”，今天的人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拘泥于模仿它所描述的具体情形，而是借鉴和继承“二十四孝”所体现出来的孝道精神。不然的话，就难免走向“愚忠愚孝”之类的愚昧。冯友兰当年所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包含着这层用心的。道德的具体表征会随着不同民族、不同时代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具体形态；但道德之为道德的那个“理”，却能纵贯古今中外、超越时空限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当代中国人重新发现文化上的自我提供内在依据。在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我们很容易在文化上陷入自我迷失，从而找不到“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又到何处去”的答案。不解决这个前提性问题，就无法真正回应“谁的现代化”“为谁的现代化”之类的根本性问题。重新找回现代人的自己，重建现代人的自我，就不能不进行一番文化上的“寻根”，重新接续我们同传统文化之间脐带般的关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能够提供启迪。当代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调整自身同自然的关系。在工业文明中，人类对自然的占有，乃是引发生态失衡和环境危机、使人类生存陷入困境的深刻文化原因。它所孕育的现代技术取代了古典技术。古典技术所体现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而现代技术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克天”。摆脱现代技术带来的危机，唯一可能的出路，从文化上说，在于恢复技术的古典品格，即“天人合一”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

（何中华《在创造创新中彰显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今天各种古装戏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有关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的场景。许多人以为，包括状元在内的进士们，好像就是板上钉钉的“官”无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历史学者倪方六介绍，举人和进士都不是官，古人叫“功名”，今人叫“文凭”。

虽然明清时期，考中进士之后肯定就会有官做，但在唐宋时期，考中进士只能说有了当官的资格。进士之后还要通过吏部铨试，铨试以“身、言、书、判”四事择人。身，指体貌伟岸；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者皆可，则中选授官。“铨试非常难考，十多年也不一定能考过。”倪方六表示，“韩愈就考了好多年才考过。”据介绍，韩愈在第一次铨试失败之后，又连考两次，仍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困顿长安近十年，29岁才进入董晋幕府，谋得一个小官职。“铨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专业技能的人才，然后安排到相应的职位上。”

现代中、高考及公务员考试中，考生姓名、考号等信息都是写在装订线内的，以确保批卷时不会徇私舞弊。但在北宋之前，试卷上的考生信息并未做任何保密措施。所以，除了要考得好，考生们还得提前打点好各种官场关系，在北宋初，除了通过考试，还需有两名以上在职官员联名举荐，才能有官做。像李白、杜甫、白居易之所以写了那么多诗歌作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打动当时有实权的官员，好让他们举荐自己。很多普通老百姓家的考生，在参加科举前三五年，都会外出“宦游”，写一些诗歌、传奇等作品献给官员，推销自己。从宋太宗开始，科举实行“糊名制”，考官没有了之前那样大的权限。这是为了打压士族的势力，因为很多士族世世代代做高官，势力很大，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但官员举荐的制度还是存在的，官员举荐的士子任职后，若是犯了贪污等罪责，举荐的官员也会遭到降级或罢官的惩罚。

现代的公务员考试会分全国统考和各地自主命题。那古代的科举是不是全国统一试题呢？古代的科举一开始是实行全国统考的，多数年代都是一榜取士，但是自古江南出才子，北方读书人整体上显然是考不过江、浙秀才的。后来出于照顾、平衡，最后一轮的“总决赛”殿试，有的朝代，如明朝就出现南北卷之分。《明史・选举》记载，“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明成祖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起“南北榜案”，因为录取的51人全是南士，北士无一人进榜，朱元璋把主考官刘三吾流放到了边疆。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最后录取的61人则又全是北士，首开了大明王朝分南、北取士的先河。在随后的永乐年间，科举考试并没有分南北。朱棣死后，其长子朱高炽当了皇帝，录取工作有了明显变化，明确了南北二片各自的录取人数和比例：30个录取名额分配比例是，南士录16人，北士录14人。朱高炽死后，宣宗正式将试卷分为南、北、中三卷，并成为定制。

（摘编自肖玲玲《进士只是“文凭”》）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爆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已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爆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对资源、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共享、整合，而共享的理念与模式又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伦理。消费伦理的本质是以道德去引导、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继而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建立起理性、节约的消费伦理观是当今共享经济给予我们的新的消费伦理思考。

共享经济促使消费趋向理性。消费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存在。共享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驱动，一方面整合社会资源平衡生产需求与供给，从而使社会的消费需求得到了充分而高质量的匹配；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参与，给人的个性化消费带来了极大便利，网络支持下的主体消费行为更加快捷。与此同时，消费主体在独立的消费体验之外，又参与到共享的网络社区，获得他人分享的个性化消费体验，使得消费选择更加理性。

共享经济倡导消费节俭。马克思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但当“工业文明的消费方式打开了人的感性欲望的闸门”后，“消费也不再是物的占有和消耗。”面对奢靡浪费与挥霍无度，人的理性本能开始不断自我反思。进入共享经济时代后，节俭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消费伦理。共享经济消费的目的不是拥有，而是使用，它的这一特征，加上互联网技术强大的搜索与匹配能力，使闲置的资源和旺盛的消费需求高效结合，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生产和物资浪费。消费伦理的构建应该是个体意识的合理反映，也应该体现社会伦理的自觉需求。共享经济时代需要构建适应全新的人与人之间消费关系的消费伦理。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利益共享。人们通过消费活动，实现自我认知的同时，还与他人发生着频繁的交往和联系。这种共享经济时代的新型人际关系，是由有着共同偏好的消费主体通过交易平台形成的，因此，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消费伦理作为指导，才能形成和谐、幸福、共同信任的依赖关系。共享经济时代还需要构建助力新发展观的消费伦理。技术的发展使得消费内容变得无所不包，也使得消费行为遍及四面八方。但同时,共享经济也强调通过新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节俭和循环利用。因此, 共享经济时代的发展模式提倡的应是一种均衡消费、适度消费，保护和节约宝贵的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李娅娌《共享经济时代的消费伦理思考》)

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我们尚处在一个不断提升认识的过程中。过去人们把中华文化理解成“黄河文化”“黄土地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除黄河文化之外，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园。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像一部部史书，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形成城市记忆的历史物证，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价值。唯有保留下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才能使我们今后的文化创造具有不间断的基础支撑，才能使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背后蕴含的那些精神价值，才是文化传统。需要学者的研究提炼，才能将具有传承意义的传统文化凝练成文化传统。

继承传统文化，有一个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传统文化是百年乃至千年以前的历史遗存，这些遗存的价值，有的已经被现代社会抛弃，也有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当转化。唯有把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永恒的基本价值继承下来，才能构成当代社会的文化基石和精神营养。

今天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是把历史文化遗存前世今生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告诉人们古代文化与他们现实生活的关系。

中华文化建立于不同区域文化特质基础之上。杭州文化传统中有很多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例如，中国人的自然观主张“天人合一”，相信“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古代杭州老百姓的认知里，由于生活在自然天成的山水美景里，由于风调雨顺带来了富庶江南，勤于劳作又使得杭州人得以“有闲”，人们较早对自然生态有了独特的敬畏和珍爱的态度，他们爱惜自然之力，使用提高效率的轮作方式，注意让生产资料休养生息；珍惜生态之力，精于探索自然天成的生活方式，在烹饪、茶饮、中医、养生等方面做到了天人相通；怜惜劳作之力，长于边劳动，边休闲娱乐和进行民俗、艺术创作，做到生产和生活的和谐统一。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古代思想家们的哲学信仰，“亲近山水，讲求品赏”，应该是古代杭州人的生动实践并成为影响后世的生活理念。

再如，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远征不排外，这体现了它的包容性。杭州自古以来衣食丰足、山水秀美的自然条件以及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的交通优势，使其成为一个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历史上经历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安史之乱，流民南移”，特别是“靖康之变，宋廷南迁”三次北方人口大迁移，使杭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较高。自古以来受到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北方移民文化浸润，特别是唐宋以后各地商人、各大商帮在杭州的聚集和活动，给杭州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使杭州人既留恋杭州的好山好水，又能用一种相对超脱的眼光，关注和包容家乡之外的社会万象。

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不容易做好，需要扎扎实实，也需要非凡的创造力。因为，文化是城市功能的最高价值，也是城市功能的最终价值。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就是这种质的飞跃的核心理念与终极目标。

（摘编自《文化是城市最高和最终的价值》，《人民网》2020-10-15，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