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新闻

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有专人记录。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

记录客观事物，这是记者与史家的基本工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家是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左史、右史，便是史官,凡是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及国家大事，都由他们记载下来。汉代以后，人们把这样的记录叫做“起居注”。这在当时是颇类似于“新闻”的，但我们毕竟不能把“起居注”一类的东西称作“新闻”，而是把它们称作历史。记者的出现，是在近代报纸、杂志、广播产生以后，才有所谓“本报记者”、“本刊记者”等。顾名思义，“记者”就是记录之人也。《礼记·王制》说:“大史典礼，执简记。”《左传·僖公七年》云:“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义，无国不记。”可见，古时凡重大典礼、会盟，都是有专人记录的。这些人都是史官，也有点像“新闻记者”。古代官府的邸抄也是用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后来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又称“京报”。不过，它们所做的记录，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故而这终究是历史，不是新闻。今天，凡重大事情，都有记者采访，然后写成新闻报道。这种工作，这种身份，很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古代的史官来。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共同遵循的准则。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都有一个优良传统:秉笔直书。司马迁著《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被人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对于新闻记者来说，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生活中的善恶、美丑，先进与落后，犹如史家能不能秉笔直书一样。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为《莱茵报》的主笔后，发挥了报纸宣传的巨大作用，发表了一批根据事实写成的文章和评论，把检查官先生们弄得“一筹莫展”。反之，如若对新闻报道进行“合理想象”、“逻辑推理”、“艺术加工”、“故意拔高”等，就脱离了客观事实。从本质上来看，这与曲笔作史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这是正直的记者所不取的。一个严肃的史家和一个正直的记者一样，他们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国君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已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太史兄弟三人先后被杀，四弟继续书“弑”，终于成功。古代如此，近代亦然。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邵飘萍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由于坚持披露事实真相，支持民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被奉系军阀杀害。在“文革”中，不少记者不愿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他们虽然遭到“四人帮”的种种迫害，却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即便在今天，说真话的记者，也会受到某些人的责难和打击，但这样的记者，人民是会永远铭记他们的。

前人认为是“新闻”的，今天已视为历史资料;今天认为是“新闻”的，后人也将视为历史。这就是新闻与历史的辩证法。今天的史家著述往古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证、辨别、分析、综合当时的“新闻”；天的记者撰写现实的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后人书写当代的历史。

父亲的麦粒

许心龙

那年夏天的一天，偏西的太阳热劲儿刚弱下来，父亲将饭碗一推，抹把汗，就喊娘和我到场里收麦子。凌乱的麦秸屑亲切地附在父亲泛黄的短发里。一晃，父亲在打麦场上忙乎了半月多，该颗粒归仓了。

父亲摊开的一大场麦子很快变成一堆小麦山。麦山按捺不住地弥漫着麦香的热气。父亲伸出左手弯腰抓起一把温热的麦子，用力握了一下，伸开手掌盯了一会儿，又用右手食指来回划拉几下。

“干透了吧？”我娘问道。

父亲没有搭腔，而是拈起几粒麦子准确无误地投入口中。随着颚骨的上下移动，父亲嘴里发出了清晰的嘎嘣嘠嘣①的脆响。

“我要的就是麦粒嚼在嘴里的嘎嘣嘎嘣②脆响！”父亲不容置疑地说。

“装麦！”父亲将军般地命令。面对饱满的麦子，父亲的精气神儿也是永远饱满的。

“麦子晒干了，不会生虫。”父亲边扎袋口边说，“交公粮时心里也踏实。”

“我说多少遍了，从今年起，不再交公粮啦。”我强调说。

“你以为你是皇上，说免皇粮就免了？”父亲头也不抬，接话道。我娘不置可否地笑笑，那意思是责怪我想得倒美。

我望望仅会歪歪扭扭写出自己名字的二老，无语了。无知者无过，只是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想借这年的饱满麦子，好好出口上年在乡粮站交公粮时受的恶气。上年排队交公粮时，有人趁父亲去厕所，把一袋掺有土坷垃的秕子麦调换给了父亲。面对土坷垃秕子麦，父亲即使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他因此受到了大喇叭的广播批评。受了奇耻大辱的父亲回来就找村长伸冤。村长笑笑，拍拍父亲的瘦肩膀，说：“公粮交掉不就好了，再争论还有意思吗？”父亲叹一声，气得夜饭也没吃就蒙头睡了。睡梦中，父亲还呓语连连：“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十多袋麦子规矩地躺在了架子车上。父亲还跟往年一样，要提前一晚上去乡粮站排队。

这时，我看到村长朝我们的麦场走来。

“老陆，今年麦子咋样？”村长走近了，瞅着父亲问道。

“亩产一千一二百斤吧。”父亲笑答。父亲说着就解开一袋麦子，抓出一把，说，“来，村长你看看。”

“嘎嘣嘎嘣③响呢！”父亲说着就拈起几粒麦子投入口中。很快，嘎嘣嘎嘣④的响声就从父亲嘴里传出。我看到父亲咀嚼得很耐心很卖力很幸福。父亲的那嘴钢牙好像就是为了麦粒生长的。最终父亲很满足地咽下那口麦面，说：“村长，我再打开一袋你看看吧。”

“不必了。你呀，就跟这麦粒一样瓷实。”村长点点头，说，“村里最过硬的，就是老陆了。”

“用这样的麦子交公粮，没问题吧？”父亲胸有成竹地问道。

“交啥公粮？”村长笑道，“呵呵，你交公粮交上瘾了吧？你不知道公粮免征了吗？”

父亲呆若木鸡。无疑，村长的一番话在父亲看来显得惊天动地。

“老陆，不交皇粮就违法的时代过去啦！”①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村长显然也很激动。

“村长，你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呀！”父亲盯着村长，小心地说。

“连我的话你也不信？电视上都播放了呢！”村长拍拍父亲的瘦肩膀，一本正经地说，“老陆，对去年交公粮的事还放不下吧？”

“我真咽不下这口气。”父亲说，“我的麦子粒粒嘎嘣嘎嘣⑤脆响，交恁些年公粮了，从没有过二样的。”

“老陆，别恁较真了，都过去了。”村长安慰道。

“看看我的麦子哪粒不嘎嘣嘎嘣⑥脆响？”父亲执拗地说，“那袋土坷垃秕子麦，打人的脸呀！”

“好了，别伤心了。”村长再次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你就用这车麦子卖了钱买辆三轮车吧，也一把年纪了，该省点儿力气了。”

“听村长的，买辆三轮车吧。”我娘忙说。我娘望村长一眼，继续说：“没见过恁一根筋的，弄啥事就怕别人吃了亏。”

“呵呵，谁不知道老陆！”村长笑说，“我说老陆呀，这就是变迁，可不能坐在福中不知福。”

父亲一屁股坐在了车尾的麦袋子上，右手不停地一下一下捶着鼓鼓的麦袋子。

半夜里，父亲的高声喊叫把我惊醒。父亲喊道：“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如今，年迈的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我就再也听不到父亲嚼麦粒时发出的嘎嘣嘎嘣⑦的响声了。父亲嘴里没有了牙齿，那嘴就成了舌头的天下。②那自由的舌头时常翻滚：“那不是我的麦子，那不是我的麦子……”

乱世才子郁达夫

唐宝民

如果要在群星灿烂的中国现代文坛选择一位最具名士之风和传奇色彩的作家来，恐怕非郁达夫莫属了。深沉忧郁的文风，惊世骇俗的婚恋，以及最后在异国他乡以身殉国的凄惨结局，使他的人生更具悲壮色彩。

郁达夫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似乎冥冥中注定了他的一生都将在离乱中度过。在自传中，他形容自己的出生是“悲剧的出生”。他的家庭，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乡绅家庭，但彼时早已家道中落。更为不幸的是，出生三年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多年以后，他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我所体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童年的这种经历，无疑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其作品的苍凉沉郁，那种与生俱来的忧伤，那种心灵深处的苦闷，无不带有童年时代的烙印。

作为乱世才子，郁达夫与清代诗人黄仲则十分相似，黄仲则慨叹“有酒有花翻寂寞，不风不雨倍凄凉”，而郁达夫则抒发了“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这样的情怀。二人的经历和结局也相类似，黄仲则流落到山西运城，以三十岁的壮年客死他乡；郁达夫一袭青衫走马江湖，最终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命丧日本宪兵之手。他们是同样的清醒者，黄仲则生长于康乾盛世，但他却发出了盛世的哀音：江山惨淡埋骚客，身世凄凉变楚音；郁达夫则在暗夜中叹息：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郭沫若曾说：“达夫似乎很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他不仅喜欢他的诗，而且同情他的生活。他似乎有意去学他。”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家们塑造了“多余人”这一文学形象，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则是塑造了“零余人”这一形象。在强调自己是无用的“零余人”的同时，表达的是内心希望自己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与鲁迅先生致力于对国民劣根性进行疗救的努力如出一辙。虽然只是一介书生，却胸怀家国天下，“河山两戒重光日，约取金门海上盟”。罗素曾经提出过支撑人生活下去的三种动力，即“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郁达夫即是这样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一个充满强烈悲悯意识的过程，而这种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悲悯情怀，恰恰是一个优秀作家不可缺少的价值立场。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在爱情上更是如此，一旦爱了，便不顾一切地向温暖靠近，丝毫不顾及被灼伤的危险。在与王映霞那场惊天动地的婚恋中，他表现出了火一样的激越之爱。他为她筑下了象征着爱之永恒的风雨茅庐，并发出了“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百年人世多风雨，不及泉台岁月长”这样的感慨。然而，正所谓“浓情生爱，因爱生怖”，两个原本属于不同生活环境的人朝夕相处在一起，各自的矛盾便暴露无遗，最终导致分手的无奈结局。

1945年8月29日20时许，在印尼苏门答腊家中与朋友聊天的郁达夫被一个土著青年叫出去，从此神秘失踪。后有消息证实，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彼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郁达夫也等到了祖国抗战的胜利，然而，尚未来得及欢呼，就以身殉国，令人扼腕叹息。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做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倾听与诉说

王小妮

80年代末，我到东北的乡下去过，当地的官员说，山东人跑进了关东，都变懒了。东北农民每年11月到2月是“猫冬”的。封门的大雪，把人们关在火热的炕上。北欧和格陵兰岛上的人患有“冬天幽闭症”。白夜和寒冷使人发疯，这种症状，起码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我没有见过！每一扇家门，都结了十来厘米厚的白霜。这种门是永远也不上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裹挟着风跨进门槛，跺去脚上的雪疙瘩，在热炕上随意长坐。拉过笸箩来抽烟，捏一撮带花的茉莉茶叶冲水。人们无休止地说东道西，火炕上永远有绵绵不尽的话题。

中国这么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足够的心理医生。许多事情就靠着树下的风和炕洞里的火调解着，疏导着。广大的国土上，有着无数全身投入的诉说人，也自然有无数的倾听者。这是中国人排解忧郁的特有方式。

地球在转暖，北方的风刃，由利变钝。整个国家都搅动起来了。就因为这些，倾听与诉说，都在悄悄减少吗？

去年，从欧洲回来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羊羔皮袋子。他们本想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而且刚回到北京，还曾经去八达岭一带看了公寓楼的销售处。但是一个月后，他们便果断地返回了欧洲。经深圳去香港的时候，在我们家，他们吐露了全部的失望。

那丈夫是我们很熟的朋友，仍保持着他在大陆时的风度和矜持。而他的妻子却因为百感交集而加倍真实起来。她说这次回来非常失望。六年的漫长，使中国成了他们唯一寄托着心思的地方。多少次想回来，坐在朋友当中，温上一坛黄酒，把奔波和悲怆讲给朋友。他们实心实意地把中国当成了一只遥远又温情的耳朵，以为故乡可以盛得下他们满肚子的诉说。人真的回到了中国，才发现朋友们各自东西，繁忙无序。最亲近的朋友，也先问你持有哪一国的护照，然后就问：“在外面，钱好不好赚？”唯一能陪他们坐到深夜的，第二天一早就来敲门，送上个人资料简历，影印了一大包东西，说给哥们儿也想想出去的办法。

朋友的妻子连连摇着两个闪烁的大耳环。她说，这样也好，从此断了再回来的念头。

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人们不再愿意细说自己的内心，更不想为他人去悉耳静听。

在这里，你想说你没有工作，你想说你的住处已经丢啦，你想说你和老板关系紧张……你的酸甜苦辣是没人想听的。我听你的干什么。谁还不是一样。谁还不是在同一个地球上。我凭什么拿出时间来听你。

倾听的消失，不只在深圳。

北京一个年轻的社会博士，作出了一件令中国人瞠目的事。有一天，一个外省的崇拜者登门造访，想请博士谈谈对当前某某问题的看法。博士说：人的智慧是有代价的。那是我的结晶，你懂吗？你拿走了我的结晶，我要收费。一个小时，你应当付给我200元！

当时我在场，我以为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而令我意外的是，来人居然丝毫不犹豫。双方坐定，开始谈。两小时的述说与倾听，气氛平静。临行前，听者取出400元，认真地付给了说者。

在倾听与诉说之间，隔断它们的是今天冰冷板结的世界。仿佛蜜蜂与花朵之间突然立起了玻璃的暖房。蜂、花和玻璃暖房，可能全都是合理的。

在前年的春天，有一个人，站到了我的门口。

我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他茫然地看着我，然后在黄昏里不回头地走掉。

我不想同人交谈，更不想谈诗。诗，是比赚钱、比经营策略、比生意门路更加纯粹的个人活动。有人想听全世界的自言自语吗？

现代社会就是不倾听。倾听的，似乎只有弱智；诉说的，只适合于失意者。这孤落的幽灵，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郁闷成疾。这是世纪之病。

人的尾巴已经退化了，再过几百年之后，人的发音功能和听力，也会逐渐地丧失吗？

四季京味儿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小时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找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为什么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莱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一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嘁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蟾蜍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威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翚,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人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而伴随着这香味的是可怕的“吊死鬼”。那些蠕虫吐丝吊在空中,此起彼伏,封锁着人行道。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免惊叫。

夏夭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福尔马林味儿、漂白粉味儿和尿臊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阴沟上,一边蹬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儿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儿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