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祭的故事

李伊平

①阴沉沉的天，飘了三天鹅毛大雪。连绵起伏的山峰早已雪白一片。为赶这三九天，大佬、二佬、三狗、二娃在山沟里忙活了一个星期，整出足足三窑炭。连日的劳累与严寒，让这帮烧炭佬近乎虚脱，牙根子痒痒，只想来一两斤肥巴巴的肉，切成巴掌大的块子，熬一锅汤，饱食一顿，过把瘾。就连晚上困在炭火边睡熟时，烤焦了脚皮子，都有人在梦中喊香。这是个十分贫穷的日子，把一年能吃上一两回荤腥的日子，唤作“打牙祭”。

②大佬、二佬、三狗和二娃趁这雪天，担着炭拐过十弯九坡，将黑时分赶到集上，每人终于换得一把毛票票，大佬手中有了毛票票，脚便粘在肉摊边上，挪都挪不动了。二佬、三狗、二娃六只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肉案上肥巴巴的猪肉，尽咽口水，喉结都不自觉地一上一下蠕动着。“打回牙祭吧！”大佬、二佬、三狗都凑了份子，便把眼睛望着二娃。二娃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翻出毛票票，粘了口水数了两遍，磨蹭了半天，又咽了几包口水，还是将钱如数揣了回去，讪讪地说：“回去再说吧！”

③回到炭窑边，已是深夜。众人急不可耐，垒灶支锅，做起饭菜来。他们再一次催促二娃凑份子，二娃沉默了半会儿，尴尬地说了句：“你们吃吧，我还是留着毛票票给孩子们上学用！”便不再吱声，仿佛是在和自己赌气。

④肉是肥巴巴的肉，唯有肥的肉才解馋。洗的洗，切的切，不大一会儿工夫，便香味四溢，灌满了整个山沟，肉在锅中翻滚。他们只待汤再少点、浓点，肉再烂点，便可以美美地享受一顿“牙祭”。这时二娃站了起来，拿着瓢到沟边舀了一瓢清水，忽然倒在锅中。本来锅中也要加水的，三人均没在意。肉炖得滚乱，香气四溢。大佬、二佬、三狗便迫不及待，捞着肥肉块子便往嘴里塞。当然，没有二娃的份，这个年头牙祭不常有，没二娃的份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因此而显得生分。可二娃还是拿碗来了，众人着急。二娃却讪讪地说“别急，我没入伙，当然不会吃肉，我只是口渴，刚才搭在你们锅内一起烧了瓢水，我就喝碗水，别的，我不要。要不，太晚了，人也困了，另外再烧开水晚了些……”三人自然没有话说。看着二娃盛了满满一碗肉汤，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将碗沿都舔了个干干净净，才恍然大悟，大呼上当。

⑤那天以后，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便传开了，像山岗上的风一样快，迅速传到了村野中的每个角落。童叟皆知，家喻户晓。故事情节自然都绘声绘色。说者口中带着讽刺，众人皆把它当作笑料来传。若是有人觉得别人占了他的小便宜，又不便直说，往往拿二娃打牙祭的故事打比方，个中讥讽味，你自己去体会吧。

⑥二娃有四个孩子，个个都上了初中，这在这个山沟里是罕见的，就像二娃打牙祭一样罕见。二儿子还考上了中专，在城里有了工作。孩子有文化，赶上好时光到城里打工挣的钱不少。二娃的家里逐渐富了起来，不再寒碜。当然，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仍在流行，但这个故事大多数由乡村教师、老村长在讲。每当他们绘声绘色地讲完整个故事后，总要沉默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人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二娃有眼光，培养孩子读书才是致富的唯一出路……”全然没有当初讲故事人的那种讥讽和嘲弄。

⑦二娃打牙祭的故事便成了村长、乡村教师的活教材，用来劝告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孩子的家长，送孩子去上学。

⑧当然，富起来的二娃自己也讲这个故事，那是多年以后，属于回忆式讲述，故事尽管讲得平淡，看似是轻描淡写，可每次讲到喝肉汤的时候，他的眼中总是饱含着汪汪的眼泪。当然，这大多数只在儿女回家团聚时，二娃才讲的。

（摘编自《精选小小说》，有删改）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节奏论，以达意自然与自由为原则；以郭沫若、戴望舒为代表的情绪节奏论以抒情自然与自由为准绳。这两种节奏观基本上都偏重一端，或重意，或重情。“自然与自由”一开始就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拓展空间，诗人个体的诗学观念在“自然与自由”的旗帜下分化变异乃至重新聚合。新月诗派对现代诗歌和谐节奏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创作，即是对“自然与自由”理念的合理延伸，也是对诗情、诗意、诗性的和谐调匀。

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说：“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搏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这种宣言式的诗学理想拉开了“格律与音节”试验的序幕。在《诗刊放假》中，徐志摩总结道：“我们也感觉到一首诗应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相关联；正如一个人身体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

徐志摩的言论大体上代表了新月派音节试验的初衷和经验。他意识到标榜“格律”的可怕流弊，会使人误以为外在的整齐就是格律而陷入形式主义，原因就在于学诗者只留意“整齐”而忽略“整体”，而后者才是新月派音节试验的原则。而将诗歌连为一个整体并获得生气的关键就是“音节”，故而诸多新月诗人都将“音节”与“整体”一并论述。

“音节”在新月诗人笔下也是一个涵义复杂的概念，闻一多最初是将“音节”作为“声音的节奏”之缩略语使用，后又将“音节”“格律”“节奏”等作为同义术语处理；徐志摩、陈梦家等人，都是将“音节”对译“rhythm”，即现代意义上的“节奏”。

“和谐”意味着意义和声音之间、视觉和听觉之间、内质与形体之间关系的协调，这个调和的过程即是将诗融为有机整体的过程。饶孟侃指出：“一首完美的诗里面包含的意义和声音总是调和得恰到好处，在表面上虽然可以算它是两种成分，但是其实还是一个整体。”和谐体现了新月诗人的美学理想，而达到这一理想的关键就落在音节(节奏)上面。

在新月诗人之前的诗论中，对新诗节奏单位关注不多。在命名上，大都以“节”称之，肇始于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率先提出节奏单位“节”，又提出以“意义和文法的自然区分”为节奏单位划分原则。

新月诗人提出的节奏单位术语有闻一多的“音尺”和饶孟侃的拍子。闻一多认为英诗中的音尺与中国诗中的“逗”相对应。闻一多借用英诗中的“音尺”来分析中国古代诗歌，认为其相当于中诗之“逗”。在闻一多1926年写成的《诗的格律》中，已经用“音尺”来分析现代新诗了。

在“和谐节奏”理念的引领下，新月诗人将诗歌视作一个和谐的体系，他们认为节奏体现的是一种和谐关系，即一种“音节流转和有机整体”的美学效应并付诸创作实践之中。

(摘编自王雪松《论新月派的和谐节奏诗学》)

1990年9月，美国批准了世界上首个基因治疗方案。从此，世界各国掀起了研究基因治疗的热潮。值得提出的是，无论哪一种基因治疗目前都处于初期的临床试验阶段，均没有稳定的疗效和完全的安全性。可以说，在没有完全解开人类基因组的运转机制、充分了解基因机制和疾病的分子机理之前，进行基因治疗是相当危险的。

1999年9月，一位18岁的美国青年在接受基因治疗时不幸死亡，成为被报道的首例死于基因治疗的患者。2002年，法国包括一名3岁男孩在内的11名儿童同时接受了基因治疗，4月，这次试验性的基因治疗获得成功，所有患儿状况良好，而且表现出具有正常免疫力的迹象。但没过多久，医疗专家查出这名3岁儿童突然在基因治疗宣告成功后患上了某种类似白血病的癌症，有关专家认为这是由基因治疗引起的。这立刻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医疗试验中，用于治疗疾病的基因被包裹进经修饰的逆转录酶病毒载体，然后再进入患者细胞中与DNA结合。虽这些病毒载体经过处理，可以防止感染，但科学家还无法控制病毒载体在DNA上的插入位置。所以，长久以来就有人担心，病毒载体会破坏重要的基因，导致“插入型突变”。如果被破坏的基因是负责调控细胞生长和分裂的，就会产生癌症。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用逆转录酶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都是在近几年进行的，所以并不能排除有些病人今后发生癌症的可能。此前进行的多次基因治疗中，也使用了逆转录酶病毒载体，所有的患者都没有发生类似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因插入变异会不断带来治疗风险，基因治疗专家必须考虑是否应该放弃现有的逆转录酶病毒载体，而使用其他非插入型载体，如腺病毒、疱疹病毒等。但是，也可以通过改造逆转酶病毒以减少插入变异的风险。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给载体安上“自杀”基因。例如，在载体中加入一种对那些抗病毒药物比较敏感的基因，当医生发现在逆转录酶病毒的作用下正常细胞可能转化为癌细胞时，就使用特定的抗病毒药物，那些“自杀”基因在这些药物的作用下让病毒“自杀”，这样就可将癌症消灭在萌芽阶段。

尽管科学家在不断尝试更成熟的基因治疗方法，但是目前的基因治疗还必须使用一些不够完善的技术。专家们指出，法国的这个医疗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在这次试验治疗中使用的逆转录酶病毒载体已经使用了十几年，只是最近才出现了不良反应。因此医疗专家们指出，不要因为个别的悲剧而排斥基因治疗，其实基因治疗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它让那些用传统的医疗手段无法治愈的疾病患者看到了希望。与其远离基因治疗，不如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深入地认识风险，从而帮助医生们在未来更好地预测和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大       海

黄庭凯

我邀海宝去北海玩。

不去。他说，我看到的大海就是大海，你看到的大海却是母亲。

海宝是街边小炒店的老板，我是文化局的干部。

从北海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到小炒店，想告诉海宝银滩真的很好玩，我都被晒脱一层皮了，可是玩的疯劲到现在还没有过。大海真的就是大海，大海里我没有看到老妈的身影。可是他正在忙着炒豆芽炒肉片。我喝着茶，看着他在浓浓油烟中忙碌的身影，然后我就走了。

我和海宝是高中同学，我们都考上了大学。我去大学的那天，他进了一家餐馆打下手，他家里拿不出学费。

我读了四年的中文系，毕业后进了文化局。海宝则是已经当了两年的小炒店老板。

开始的时候，我经常和本地的几个文友到小炒店小酌。店面当阳，经常是食客爆满。海宝每次都问我，太嘈杂了，要不你们到我的房间去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摇头，我们就喜欢这样的环境。食客中有穿皮鞋的，也有穿解放鞋的，甚至有打赤脚的。我们在他们的注视下，小口喝酒大声谈论，谈论小说、散文、诗歌，谈论一切和文学有关的东西。食客走了一拨又一拨，我们还在面红耳赤地高谈阔论。闲时，海宝就坐在灶头前，抽着烟，静静地看着我们。

有一次，一个诗人对我说，他听得懂吗？我说，我的这个哥们在高中可是个高才生，比我还要高的高才生，只是时运不济罢了。诗人说，所以这辈子就只能在油烟味中谋生？他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不知道海宝是否听见了我们对他的议论，那个诗人大笑的时候，海宝眨了几下眼，嘴角微微一翘，露出似有似无的笑，然后站起来开始炒菜。

我看着腾腾油烟中的海宝，心中突然想，海宝看油烟是油烟吗？散场后，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文友们。担当、生存、艰辛、血泪……他们的嘴里纷纷吐出和油烟无关的词。那个诗人说，在这种人眼里，油烟除了是油烟，还能是什么？我们以后该换去西餐厅了。他使劲地嗅着自己的衣袖，说我从里到外都是油烟了。

可是，我们去得起西餐厅吗？还有，在西餐厅，我们能收获那些羡慕或者崇拜的目光吗？

从那以后，我们去海宝小炒店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一年后就再也不登此门了。我和海宝的联系也越来越少，只是在几次的同学婚礼上打过照面。他在忙着制造油烟，我在忙着杜撰油烟不是油烟的文字。

十二年后，我出版了平生的第一本小说集。没有稿费，出版社只送了两百本样书。我心里琢磨着应该赠送给谁谁“雅正”的时候，想到了海宝。

我骑着单车来到当初我们对文学挥斥方道的那个地方，却找不到海宝小炒店了，我才真正地意识到我和海宝彼此失联真的很多年了，我现在甚至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告诉我，海宝现在是海宝大酒店的老板。我知道海宝大酒店，开张已经有两年了，每天上下班路过那个酒店的时候，我心里都想到海宝。都是海宝，人家是大酒店，你为什么却只有小炒店的命？想到海宝小炒店，我就想到自己的房贷。唉，都艰辛。

我走进海宝大酒店宽敞的大堂，心里一阵忧惚，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此时，与其说我来给海宝送书，不如说我来是因为好奇心。走到总台，我诚惶诚恐地对大堂经理说，我找你们的老板。

大堂经理向我微微领首，微笑着说，先生，我不知道我们的老板现在在哪里，如果您有急事找他，可以和他电话联系。

我很窘迫，说我没有他的电话。

先生，对不起，我们也不知道老板的电话。

我一急就掏出那本小说集，递给她，说我是海宝的同学，……我想送给他一本我写的书。

大堂经理拿起书端详一番，对我说，原来先生您就是老板经常提起的那位作家，他说您是这么多同学中真正的文化人，您稍等。她走到一边拨打了一个电话，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然后转身回来对我说，您稍等，老板下来接您。

坐在海宝办公室的沙发上，我不断地喝茶以掩盖心中的尴尬和慌乱。海宝就坐在我身边，在我不断地喝茶的时候，他快速地翻阅着我写的那些文字。半个小时后，他把书放到茶几上，手握拳，轻轻地擂了我一下，笑着说，不愧是大才子啊，不愧是我的偶像!

偶……像……我被茶呛了，猛烈地咳嗽。左眼突然一辣，是一滴汗滑进去了。

我读了函授本科，三年前取得了汉语言专业的毕业证。嘿嘿，我还晚上学你们码字，发表了五个短篇一个中篇……这都是因为有你这个老同学在激励着我啊。

我傻笑着，使劲点头，又使劲摇头，想说什么却开不了口，心里直说自己吃错药了。

你和那帮朋友还经常聚会小酌吧？你召集他们，今天晚上我安排，就在这里，怎么样？

走出海宝大酒店，我推着单车走在大街上，很无力。莫名其妙，脑海里涌现出大海的画面。

大海就是大海，不是别的。

大海不是大海，可以是别的。

深山来客

朱山坡

人们都叫他鹿山人。对蛋镇上的人来说，鹿山既陌生又遥远，像传说中的地名。

如果不是为了看电影，鹿山人夫妇是不会千辛万苦撑船来到蛋镇的。鹿山人的妻子身世也很复杂。她是来自武汉的知青。鹿山来了十一个知青，到最后只有她一个人留了下来。武汉没有亲人了，她不愿意回去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和鹿山人好上了。

从神态和动作就轻易看得出来，鹿山人和妻子十分恩爱。从河边到电影院的路上，鹿山人不断地转过头来问背上的妻子：累不累？饿不饿？晕得厉害吗？妻子每次都是做出否定的回答，还不时给鹿山人擦汗，轻轻摸他的脸……蛋镇人把鹿山人当成了楷模，不少平时经常争吵的夫妇自从见识鹿山人之后竟然变得相敬如宾。蛋镇人还把鹿山人夫妇当成了客人，每次见到，女人们都主动凑上去，问鹿山人：这次又带什么山货给我们？她们对山货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一抢而光，扔下来的钱让鹿山人感到既惊喜又不安。而她们更关心的是鹿山人的妻子。电影还没有开始，她就坐在电影院墙脚下等待。她们围着她嘘寒问暖，有时给她递上一碗热粥、一杯热开水，或者一根冰棍。还有人给她塞人参、鱼肝油、麦乳精甚至雪花膏，被她婉拒了。有一次，鹿山人上船离开了，走了好长一段水路，竟然又折返回来。因为妻子才发现有人在她的布袋里塞了名贵的山东阿胶，她坚决要物归原主。可是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塞的，大伙都劝她收下，补补身子。但她一再拒绝，决不肯接受。鹿山人很焦急，最后把阿胶交给了老吴，请他代转交原主，她才同意回家。

“你们不必为我们担心。鹿山，除了电影院，什么都有。”她苍白的脸上一边是歉意，另一边是感激。

这天晌午，鹿山人背着妻子又来到了蛋镇电影院，却在海报墙上看到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台风将至，今天不放电影。妻子难掩失望，立马瘫软在鹿山人的背上，用力扯他的耳朵，责怪他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就不会错过电影。鹿山人不断地解释安慰。他的两只耳朵红通通的，都被扯裂了吧。

鹿山人背着妻子要走，却被妻子阻止了。

“我要看电影！”妻子像孩子撒娇似的说。

鹿山人说：“台风要来了，今天电影院不放电影。我们赶紧回家吧。”

妻子说：“可是，我们比台风先到呀。”

鹿山人说：“台风过后，我们再来。”

妻子说：“你害怕台风呀？你害怕回不了家呀？”

鹿山人沉默了。谁不害怕台风呀？台风来了，摧枯拉朽，地动山摇。还有暴雨、山洪，猛烈得惊心动魄。

妻子从鹿山人的背上挣扎下来，扶着墙挪步到电影院正门，伸手摸了摸“蛋镇电影院”的牌子，突然莫名哀伤起来，竟掩面低声地抽泣。

鹿山人吃惊地问：“好好的，你为什么哭？”

妻子说：“我心里的悲苦，像台风，像鹿江，像山洪暴发。”

鹿山人知道妻子内心的悲苦，但她还是第一次说出来。平时，她从不埋怨，也从不哀叹，心里最难受、最绝望的时候，也只是对鹿山人说：“我想看一场电影。”于是，鹿山人连夜准备，第二天一早便出发。

鹿山人也黯然神伤，向妻子保证说：“台风过后我们还来看电影，一个月看两场。”

妻子说：“我不等了，等不及了……我等不到台风过后了。”

风似乎越来越紧，天空中的云朵也变得慌乱起来。鹿山人不知道怎么说服妻子，只是俯下身子，试图让妻子爬到他的背上，然后回家。可是，她固执地拒绝了。鹿山人尝试性地去背她，被她推开了。鹿山人站起来，要抱她。她躲闪开了，双手抚着电影院的牌子，突然号啕大哭。

谁也无法劝止她的哭。这不是一个孩子在哭，而是一个内心悲苦的人在宣泄。鹿山人和大伙都束手无策。这样哭下去，对本来就病弱的她来说会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电影院院长老吴从电影院走出来。“这是谁贴的告示？”他一把撕下自己亲手贴的告示，对鹿山人的妻子说，“今天照常放映！”

鹿山人妻子的哭声戛然而止，用哀求的眼神将信将疑地盯着老吴。老吴让鹿山人背起妻子跟着他走进电影院。不一会儿，电影院里便传出片头曲的声音。

这次，鹿山人始终没有离开电影院一步，一直到电影结束，传来片尾曲的歌声，才进去把妻子背出来。

鹿山人的妻子脸上的绯红色更加明显，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亢奋。她在他的背上仍兴致勃勃，热泪盈眶。那是电影带来的泪水。鹿山人觉得今天的电影很好，妻子看开心了，他心里感觉特别幸福。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