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进教材，是补位而非“乱入”

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还收录了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革新语文教材，可谓是由来已久的话题。此番，若非周杰伦的“闯入”，所谓教材的脱胎换骨，或许根本不会引发广泛关注。现实就是如此，一面是各方都在呼吁教材当改，另一面却是大家都缺乏具体路径。直至如今，终于有出版社“先行先试”，各种各样的解读与置评，方才后知后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流行歌曲忝列教材之中，无疑有辱名家名作所构建的文本经典。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既然扬言变革，总该有些突破才好。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生课、社会课、自然课，但就不是语文，必须改。”按照王旭明的理解，传统语文教材，承载了太多的宣教责任，反倒轻视了纯粹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其后果是，语文课本成为无所不包的、正确价值和有用知识的集合体，却忽略了教人识文断字、体验语言之美的最初功能——某种意义上，“年轻一代”听说读写能力的持续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让语文课尤其是低年级语文课回归“中文启蒙”为优先考量，理应成为新一轮教材改革的基本共识。

顺着此一思路，将《天路》、《蜗牛》等歌曲收入教材，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仅就教学效果而言，此类流行歌曲天然具备优势。其用字浅易、行文直白，同时内容轻松、富有意趣，非常适合小学生识字习文。凡此种种，较之一些拗口的名作，想必更投合小朋友们之所好。

一直以来，教材编撰者以致敬和传承的姿态，将一干经典名文统统塞进课本，而未曾充分顾忌儿童的认知偏好。另一方面，民间舆论也时常抱持“出身论”视角，对教材课文的增减指指点点：在此思维内，经典篇目的退出、流行歌词的加入，极易被看作媚俗的倒退。而事实上，小学阶段更多只是识字断文、培养语感而己，那些名作的深意和妙处，未必为孩子们所理解。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轻松读些浅显文字便好。

周杰伦的《蜗牛》，仅仅是收入了小学课本的“延伸阅读”罢了。动辄将之鼓吹为“流行文化逆袭文化经典”，既显得太过敏感、小题大做，也折射了对语文教育的认知误区。必须重申的是，小学课本从不负责将名家名作兜售给年幼一代，而只是负责培养孩子们的技能与兴趣，从而让他们有能力识字、写作、阅读经典——只要流行歌曲能有此功效，同时“三观”刚正，就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对之妄加指点。

也许，“歌曲成为课文”的唯一尴尬在于，该现象映射了了小学教材“无米下锅”的某种窘境。现代社会的作家、学人、教育者，对于教学规律缺少认知，对于写作儿童读本缺少动力。久而久之，教材编写者只能无奈抓些歌词“补位”。于此，难辞其咎者其谁，着实不容含糊。

（《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需要秋天的人

尹向东

那个下午天气半阴半晴，始终有一些云层缭绕在碧蓝的天空上。太阳被云层挡住，照不到地面。长命刚出家门就不顺心。长命养了猪，每日里就得去城里大小餐饮收泔水，这是长命最讨厌的活，得穿上油腻腻肮脏的衣服。骑上三轮摩托，拖两只大油桶改装的泔水桶穿越城市。

收泔水有一点讲究，大餐馆里的泔水都是关系户，长命挨不上边，剩百十家小食店小餐馆。带着沮丧的情绪，长命把三轮摩托车停在一家面馆外。面馆里已经有两三桌客人，长命进面馆的时候他们都回过头来看他。

长命熟悉他们的眼神，也就是嫌弃而已，没啥大不了。他直接去了厨房，围着白围裙的小老板正在煮面，看见他来，说：“你又这样早来？没啥泔水的。”

长命笑了笑，伸手去衬衣口袋里掏支烟递过去，说：“有一点算一点吧，来迟了，大家又该争起来。”

小老板叼起烟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还怕和别人争。”

厨房里只有小半桶潲水，长命提着桶出来，他看见临门的一个女人独坐一张桌，他走过时女人尽力挤向墙边。长命腾了泔水，把桶还回厨房时，小老板刚好端一碗面递给女人。长命拍着手出来，看见女人低头吃面，女人穿得时髦，是一个漂亮的少妇，她吃面时尽力张大嘴，怕面把口红沾去。长命在店里站了一小会儿，女人留意到他站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快速睃他一眼，又一次本能地避向墙边。

长命不明白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眼神和表情为啥比别人更恶劣，更难以接受。他瞬间就做出了一个让自己都吃惊的决定。他再一次掏出烟来，递给斜倚在门边的小老板，自己也点上一支，然后坐到女人的对面。

长命看见小老板的脸上呈现出一点坏笑，他想小老板一定误会他坐在这里，是想多看两眼这个漂亮的女人。

女人吃面的动作小了许多，每一口都只夹起两三根面条送进嘴里，艰难地咀嚼，仿佛吃的不是面，而是中药渣。女人现在不敢再看长命，拼命低了头，抵着墙壁。女人尴尬的状态让长命心里舒坦了许多，他需要的效果达到了，正准备站起身时，女人却先站了起来，付过钱匆匆走出面馆。隔着玻璃，长命看见女人恶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他猛然觉得身上长出许多鸡皮疙瘩。

还剩大半碗面，长命把面端了，倒进潲水桶里。小老板来收碗，小老板脸上的坏笑更明显了，忍也忍不住。长命想这误会又深了一层，就算没一点泔水，他也不会逼别人剩下半碗面的。误会让人讨厌。

长命并不解释，这是没法说清的事，他只招了招手说：“给我也来二两面。”

小老板把面煮上来时，脸上还挂着默契的笑。长命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把面钱付了，然后他看着小老板，也笑了笑，端起碗直接走出去，把二两面全倒进了潲水桶。他还碗的时候看见小老板的笑全部僵在脸上，尴尬地站在那里。

什么事都没办法解释，长命只怪自己把事情弄糟了，他要二两面并不是赌气，他仅仅想让小老板明白，他坐在女人对面并不为那一点潲水。

长命骑着摩托离开时心情糟透了，他不想再去拉潲水，长命忘不了女人隔着玻璃窗瞪他的那一眼，岂止是一个恶毒所能囊括的。长命后来把车停在新华书店宽大的橱窗外，准备给儿子买模拟题。他看见一个微胖的女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女人蹲在书架边，翻着一本画册给小女孩讲，她的神态安详而恬静。虽然这个女人并不太漂亮。快是关门的时候了，书店里除了慵懒的售书员，只剩下这一对沉浸在画册中的母女。长命踱到儿童书柜的另一侧，在那里，他能听见她们说话。

他听见女儿指着画册问：“这是秋天？”

母亲说：“是啊，秋天，多漂亮的秋天。”

女儿说：“现在是什么季节？”

长命想，真是秋天来了，难怪风冷得不同。

女儿说：“秋天有什么用，秋天一来，气候就一天天冷，我们不需要秋天。”

母亲短暂地停顿了一下，小声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秋天，别人还需要。”

女儿说：“谁会需要？”

母亲说：“你看，你对面的人，他就需要秋天。”

小女孩看到长命，嘻嘻笑起来。长命看出小女孩的笑中包含着对一个需要秋天的人的崇敬。他的心莫名地跳动起来，跳得厉害，他的鼻子深处微微发酸，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买了模拟题，跨出书店时，严谨而和蔼地对那对母女笑了笑。他跨上摩托，像背负一道使命，向远处驰去。一路上他想他是需要秋天的人，全世界的人都不需要秋天了，而他们需要。这是个沉甸甸的嘱托，这样的使命让他全身都暖洋洋的，他想他回到家里还得把这好心情给延续下去。他努力在脑里搜索，要干点秋天的事，收获点什么东西，几亩地支撑不了他这个愿望。

（《光明日报》，2016年7月8日14版）

尽管不偏不倚的中和美是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平庸和单调却是艺术的敌人。“中和”并不是简单的缺少变化的“同”,而是各种丰富的情感糅杂形成的冲淡含蓄的审美境界。在整体的和谐中蕴藏着变化,变化中又体现着统一。钱锺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谈论文学艺术的时候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一与多彼此统一的思想。

如果把事物比做一,那么,这个一中包含着无限的多。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曾参透过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秘密。为了能让我们有更清晣的认识,钱先生在《管锥编》里把古希謄和古中国放在一起,显示了他广泛搜罗中外例证的眼界和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赫拉克利特(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和谐的……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低、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结合物既是整个的,又不是整个的,既是协调的,又不是协调的,既是和谐的,又不是和谐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左传》里说,声音好比味道,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融合在一起,如果只有琴或瑟的一种声音,谁还愿意去听呢?古希腊的诗人还概括过一个有趣的现象,“争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善相争,一种是两恶相争,前者可以互补互利,后者则是互相残杀。钱先生解释说,两善相争与“和”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和”就是有差别的统一。

清朝人刘熙载写过一本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叫《艺概》,谈到对文学的看法,作者和前人颇有同感。前人曾说,不同的事物互相交织才产生花纹,又说,两个不同的事物彼此对峙,才有文产生,如果失去一个,就不能成文了(在文字学里,“文”和“纹”相通,“文”最初的意思就是鸟兽身体上的花纹)。写文章的人可曾考虑过文章是怎样写出的吗?刘煕载继续解释说,虽然大家都明白“物一无文”,事物没有差异就没有“文”的诞生,但更应当明白“物无一”也无文,统一是文章真正的主宰,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东西贯穿其中,各个有差异的部分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钱锺书认为,刘熙载提出的“物无一也无文”是十分精妙的道理,这与古希腊人所说的“一贯于万殊”正是一个意思。

一与多的统一,在一致中见出变化,是生活和艺术共同的辩证法。前人谈论杜甫的诗歌时说,杜甫的诗每一篇都是朴拙和工巧相结合。如果完全朴拙当然无所取,如果全诗都写得工巧,那么又会过于新奇而少了浑厚的古风,古人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有人想删掉苏轼的诗歌里不够精湛的部分,被别人劝住说,在不整齐的诗句中经常有高妙的意思显现不是更好吗?对这种情况,钱忡书解释说,满眼的繁花似锦,络绎不绝,会让人得疲惫,大鹏搏击九万里长空,每年都要休息六个月,就是一张一弛之道啊!

(摘编自李莫谦《听钱锺书讲文学〉)

截至本文撰写时，全世界共有140214例冠状病毒（COVID-19）病例，死亡人数达5123人。在确诊病例和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中，中国仍然位居前列，而伊朗、韩国和西班牙的疫情似乎特别严重。

冠状病毒的爆发在全球市场引发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分析师已经在预测国际经济的新一轮衰退。上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对2020年GDP增长的预测从2.9%下调至2.4%，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这种疾病的蔓延已经将202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推至低于去年水平。欧洲冠状病毒的迅速爆发，推动欧元区摇摇欲坠的经济走向衰退，加剧了人们对欧盟经济增长严重放缓的担忧。除了金融分析师担心冠状病毒爆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之外，这场新的流行病还突显出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悲惨低效。全世界正在证明的是，一个以盈利为基础的体系对劳动人民和大众阶层的健康和福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个体系中，科学研究和医疗保健是资本盈利的一个领域。

“成本与利润”理论阻止了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技术药物手段和专业人员的巨大能力来预防和治疗新疾病。新冠状病毒与非典（SARS-COV-1）病毒有着密切的遗传关系，2002年底出现的非典（SARS-COV-1）病毒，8个月内在33个国家引起8000多例病例。耶鲁公共卫生学院的助理教授杰森•施瓦茨（Jason Schwartz）指出：“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把非典疫苗研究计划搁置一边，我们将有更多的基础工作成果可以应用于这一新的、密切相关的病毒防治工作”。然而，一旦应急意识解除，政府资金和医药行业的发展随之迅速蒸发。施瓦茨教授补充道：“一些非常早期的研究结果被搁置，因为疫情在疫苗需要大力研发之前就结束了”。事情很简单：制药工业对其产品的研究生产和分销的唯一标准就是保证高利润率，即使一种药物或疫苗已经生产出来，如果利润率的因素得不到保证，也不会真正批量生产。几年前在西非发生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表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给人民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科学研究和生产部门不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是以资本对越来越多利润的需求为导向，特别是在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冠状病毒大流行提醒我们，资产阶级政府对科学医学研究的资金严重不足。

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垄断中心在控制能源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军费的增加。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2018年全球军费开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2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2.6%，全球军费总开支处于1988年以来的最高点。美国的军费开支自2010年以来首次增长4.6%，至2018年达到6490亿美元。美国政府在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也削减了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经费。2008年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紧缩和私有化措施的强化，导致公共卫生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医疗保健系统成为反人民政策的目标，面临着大幅削减的境况，而公共卫生部门则被私有化。

冠状病毒和任何流行病一样，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是因为全世界的主要受害者是男女劳工、贫穷的大众阶层、没有或非常有限地获得先进医疗服务的人民。暴露于疾病大流行危险中的不是精英阶层，不是亿万富翁和实业家们，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受到雇主勒索的人们，是那些每天都要辛勤工作的数百万男女工人，是那些无论出于任何境况都要受制于雇主勒索和恐怖主义的人们。例如，在希腊，由于紧急预防原因，雇主拒绝向需要在家陪伴子女或老年亲属的雇员提供休假。但即使雇主给员工放假，他们也要么拒绝给员工发工资，要么从员工的年假中削减这些日子。资本主义是真正的“流行病”冠状病毒暴露了这个剥削系统的致命低效。尽管采取了所谓的紧急措施，欧洲和美国却还是措手不及，无法应对病毒爆发。这种低效率背后的原因，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成本与利润”理论有关，正是它将普遍享有的医疗保健权转化为商品。

在中国，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爆发，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社会主义中国比西半球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得多，那些指责中国、指责北京对病毒爆发没有做出迅速反应的人们，应该首先看看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从冠状病毒的例子中得出结论。苏联和东欧反革命事件三十年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危险的流行病。对免费公共医疗的需求必须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中处于最前沿，不能有任何妥协。工人运动的反击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单行道。只有在工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才能实现以群众利益为重的发展。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利用科学技术的巨大能力，实现自己的繁荣和进步。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诞生，是人类拯救的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