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科技与教育的结合不是新鲜事，近几年被不断提及的在线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2016年又有一种新鲜形式迅速崛起一一直播课。直播其实是在线学习的一种形式，在互动性和教学效果上可以说完胜录播，成为当下最热门的K12辅导和学习形式。所谓K12教育，“K”代表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中小学教育。

对于K12消费者群体而言，因为每天上学、放学，学习的时间相对固定为晚上，在线直播是比较适合的模式。此外，教育机构之所以都瞄准教育直播课，还有一个原因是直播是当下比较靠谱的变现方式。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近7成家长会给孩子购买直播课，也从侧面反映了直播课被家长和学生接受的程度很高。

直播课巨大的市场需求，在2016年促使一大批教育直播机构出现。

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在2016年7月成立子公司北京东方优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在线直播课为核心主营业务，辅以在线一对一课程、私播优选（录播课）等授课方式。还有“好未来”，2016年，以录播为主的“学而思网校”转型直播+辅导模式，与其旗下另一产品“海边”分别开展直播业务。截至2016年8月31日，好未来旗下的学而思网校覆盖城市超过40个，学员数量在40万左右，占到总学员数的23%。在线下教学中心无法覆盖到的四五线城市，新东方和好未来都在尝试以在线特别是直播的方式渗透，触达更多的用户。

一些新兴教育平台也推出了直播课程抢占直播市场，如猿题库更名为猿辅导、发力在线直播课、作业帮推出“果园直播课”、学霸君推出“不二课堂”等，甚至以游戏赛事直播出身的斗鱼也推出“鱼教鱼乐教育频道”，希望能在教育直播中分一杯羹。

直播时代，最关键的是老师。“网红教师”似乎成了直播的最大看点之一，也成了学生选择直播课程重要的参考。而网红教师不仅是对传统教育行业的变革，也成为K12教育机构的主打牌之一，很多直播课就是在发展网红教师这一思路下争取更多的用户和利润，如猿辅导开出20-50万年薪招聘全职教师，发力K12直播大班课；作业帮的“果因直播课”，也是主打名师牌等。猿辅导联合创始人帅科认为，相比线下辅导机构，直播课可以不需要很多老师，老师的利用效率会更高。对于K12教育机构而言，只需要去选择最优秀的老师，给予强化培训。

（摘自搜狐教育《2016中国教育行业白皮书》，有删改）

选择直播课的原因

直播课效果如何

（摘自搜狐教育“2016年度消费者调查”）

在教师节前一天，“藏狂老师”创始人张浩在媒体见面会上，公开披露了平台运营数据：“疯狂老师”8月份完成课耗金额1.07亿元。张浩表示，“疯狂老师”的创立目标是改变中国教师的生存状态，而O20的决胜点就在于老师的生存状态。在媒体见面会上，张浩公布了8月份教师的收入数据：平台教师平均收入27936元，平台前30%教师平均收入75423元。“高薪，是对老师起码的再重。更准确地说，高薪是对优秀老师起码的尊重。”张浩说。近日，“疯狂老师”从平台里选出数十位优秀教师进京参加“超级名师成长营”，通过学习、研讨等形式，夯实老师的专业知识以及拓展眼界。正因为高薪和发展空间，张浩表示，机构老师高开机构，选择平台化生存已成为趋势。

（摘自网易教育频道专稿《疯狂老师张浩：高薪是对老师起码的尊重》，有删改）

在新一轮的在线教育融资热潮中，K2领域融资的次数和规模都远超其他在线教育的细分领域，特别是学业辅导、英语教育这两个赛道已跑出头部企业。公开资料显示，在2017年7月，猿题库融资额度达到1.2亿美元；8月14日，作业帮宣布完成1.5亿美元的C轮融资；近一周后的8月23日，在线外教英语品牌VIPKID宣布获得2亿美金D轮融资。在线教育领域的融资金额在不断刷新纪录。不过，资本市场涌向互联网+教育，并非代表目前阶段的在线教育就是一门好生意。根据央视财经在报道中提供的调查数据，这个火爆行业却面临着70%的企业存在亏损的窘境。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在线教育今年已融资75亿却有七成企业深陷亏损泥潭》，有删改）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 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姑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不仅仅在于酒本身，更多的是因酒而生发种种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与“情”，显示出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道异彩。在酒文化的“礼”与“情”中，杯作为一种饮酒器，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古代的酒杯名称很多，造型各异。最初，通称为“爵”，后常称为“觞”，再后“觞杯”同称，到了唐宋，则将饮酒器多称为“杯”了。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宴饮，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如图），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还有严格的尊卑区分。如在宗庙举行祭祀，由于祭祀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在饮时，重视仪礼，要等主人先饮，客人才能动杯；主人喝干了，客人才能干杯。所谓“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礼记·曲礼》要求“酒浆处右”。如果桌上有酒又有浆，则酒在左，把饮酒器（或觞或杯）放在左边。《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已不讲究这一套，但在宴席上，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动杯总在主人敬酒之后；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些，还能看出千年酒文化的遗风。在汉字里，有些字是特用于祭祀和宴饮时某种行为和动作的，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很有意思。例如古人把斟酒叫做“寿”；满杯以后，持杯一饮而尽，叫做“釂”。这些特指的字义，现已生疏，却每见于古籍。《史记·武安侯列传》记，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寿，即上酒。这是记席间，主人（武安侯）和宾客（魏其侯）先后为大家斟酒入杯。《汉书·游侠郭解传》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釂，尽爵也。这是记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舅舅势力，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已不用“寿”，偶言“上”，犹有古意；釂改称“干”、“干杯”了。

酒文化中的“情”，文人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其中的闲情和苦意，闲情之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才显逸致自然，陶渊明“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缠琐事，不涉流俗，确是凸显了闲情。不过，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同是一个“杯”字，似更胜一筹，诗句中更见闲趣，耐人寻味：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残杯，指尚余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诗词中的残杯，也往往生动地体现出当时凄楚的情景。酒文化中的“情”，多半在残杯中感人至深。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悲剧诗人，他曾在长安困守10年，其间写下多篇求人援引的诗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胸臆，把误身受辱的遭遇和创伤写得极鸣悲慨，却又无可奈何。其中两韵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只杯，与白居易雪夜邀饮的杯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苏东坡、李清照等人写到残杯，有窘况，有怀念，却不像杜甫那样实实在在，使人难堪，而情感的起伏，则比杜甫深沉得多。这又是酒文化中另一种回荡人心的“情”，杯成了当时情景的见证，凄之，惨之，怜之，惜之，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材料一：

习总书记指出，“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培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善文化，推进社会向上向善力量的形成，是人有德而立、国有德而兴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构建与推进要通过善文化在“个人——家庭——社会”的内化与践行。首先，善是为人之本。孟子作为传统善文化的奠基者及推进者，提出了“四端说”，他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人启蒙教育及习成做人的基本认知，体悟并践行“良知”是个体道德修为的基础。

其次，善是知行合一的根本要求。中国传统善文化要求“仁者爱人”，要“泛爱众”：行为上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能做到“民胞物与”，以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追求。仁爱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基础，与邻为善，互利共生，构成了交往的和平主义价值理念。仁爱主义、集体主义、和平主义是善文化谋求人类共同生存、命运一体的道德价值观。

再次，善的培育、实践的第一场所在家庭。中国传统善文化培育与践行的根本是家国一体，“孝”“忠”合一。儒家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德之本、教之源。对父母、先祖的爱、养、畏、敬，及对兄长的尊敬、友爱，是孝悌文化的基础。要将感恩、敬畏、奉献、责任等基本道德意识、情感、价值作为家教、家风的内涵培育下一代，谋求个人善行与社会善行在价值观上的一体性，追求与实现家庭之善和国家之善在道德践行上的一致性。

最后，善是人实现“天人合一”、追求永恒的信念维系。中国在文明的“轴心”时代，已经奠基了天、地、人是同源相生、同道相存、同场相在的共同体的信念。所谓“黄天元素，唯德是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中的“道”、“天（理）”往往与人的善心、良心相通相连。儒家认为，良知即天理。在现实生活中，《周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道教的“承负”果报论等使中国人有了善恶报应的善信念观，致力于在现实社会谋求“立德”以成就“不朽”。千百年来，善成为中国人成长发展的立身之基、修身之要，追求永恒的信念维系。《中庸》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亦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根本是觉悟善性、安践善性。

中国传统善文化的构建与普遍性、持续性传播、承继。促进并形成了中国人向善的自觉性。奠基起中华民族的善文化基因、精神基因、信仰基因，成为民族向上、向善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营造社会善文化的良好氛围，构筑社会善的规范体系，培育社会善的信念，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是当前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中华优秀传统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将民族善文化基因发展延续，是增强文化自信、提高社会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摘编自王永智《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

材料二：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

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但是当下的一些新诗沉溺于个人狭窄的情感世界，沦为自娱自乐的无聊消遣与文字游戏，已经丧失了诗歌的本体性功能，放逐了诗歌的价值引领角色，而偏离现实与“艺术塌方”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两个症结。

众多网络写手、诗人和编辑在书斋里凭借智力炮制的泛化诗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公开地误读与歪曲现实，它们对现实的本质偏离也更为可怕。互联网的便捷和传播渠道的多元，成全了一批以“好玩儿”和盈利为目的的写手。他们没有生命的感动，没有思想的触发，更没有灵魂的投入，完全靠知识和书本代替生活体验，无中生有地“硬写"。基于功成名就后的匠气，多年训练打磨的技巧以及一点点小聪明，他们也可以把诗歌写得四平八稳，老到娴熟，但就是缺少生机和创造性，充其量只是一种技术的博弃，成为玩意儿十足的形式飘移和灵魂的随意漫游。毫不走心或“为赋新诗”的发生机制，注定了这些诗歌与现实之间有着说不清的隔膜，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

与偏离现实相伴生的，是表现现实过程中出现了因技术滞后造成的“艺术塌方”。大量以现实作为诗情、诗思资源的作品，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识，没有接通更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怀，更难上升到审美的层次，有些诗人把流露真情实感视为诗歌的最高旨归，这无形中将诗歌降格为无难度写作。他们的作品手法单调、滞后，无法准确传达出繁复、微妙、生动的现实世界，也耐不住读者的咀嚼，滋味寡淡。如果说偏离现实本质的诗人没找准有价值的“现实”，而这些诗人面对好端端的现实却表现不到位、不恰切。他们操持着过于传统的技巧，这在当下现实面前，显得老套和无力。

目前，新世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重建方向明确，为优秀诗人和经典作品的孕育创造了可能，也拉近了诗歌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是目前诗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还不够稳健，关键性的现实在诗歌作品中被“遗漏，被捕捉到的现实又表现孱弱，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没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这种与现实贴近明显不足的问题值得正视。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养，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摘编自《当下诗歌创作的症结》)

最近，一款在线浓缩知识文库悄然走红。一套大部头的作品，在线文库可以给你浓缩成最精华的句子，让你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对整本书概览性质的阅读。不少人表示，这样阅读节省了很多时间。但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页一页翻书通读的乐趣再也找不回来了。

“浓缩书”，说白了就是给书做笔记，把最精华的部分画出重点来，让读者得以快速把握全书内容。这听起来像是个新概念，但我们或许早有接触。举个通俗的例子，网上经常有人炒作的“状元笔记”，其实就是针对教材及老师所讲授的课堂知识的“浓缩书”。但大家也都清楚，绝对不是买了“状元笔记”就能成为状元，“状元笔记”也无法替代上课与教材，它只是个人对学习方法及思路的总结，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对于“浓缩书”来说，道理也是如此。“浓缩书”的原作多是具有深厚影响力的名著，为我们画重点的毕竟不是作者，作为知识中介，固然可以给你描述、推荐书籍的精彩之处，但是书的全貌如何，恐怕还是需要自己去体会。更何况，知识中介对全书的理解是否到位、对精髓的把握是否准确，这些都要暂时先打个问号。而即便是原作者来给书进行摘要浓缩，做的也是留下全“骨架”、剔除内容“血肉”的工作，也会让阅读的乐趣大幅下降。这就好比一个人为了提高吃饭的效率，不吃丰盛的肉类、水果、蔬菜，直接喝营养液，吃维生素片——吃饭变成枯燥单调的营养摄取，而丢失了享受美味的乐趣和饮食文化的内涵。

当然，“浓缩书”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现代人工作、生活节奏普遍加快，拿出完整的几个小时来安静地读书，很多时候已成奢念。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不读书，还不如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读几本“浓缩书”，至少能做到开卷有益，让人保持获取知识的积极心态，而不至于在无意义的娱乐中消磨时间。从长远来看，人们如果看了“浓缩书”，对原著产生兴趣，可能就会产生将原作拿出来看的动力，这不失为一个在浩如烟海的知识出版物中甄别筛选的有效方法，对于培养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气也大有神益。

总之，虽然“浓缩书”价值远远低于原作，但是阅读总比不阅读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一时抽不出足够的阅读时间时，偶尔从知识中介那获取一点“血肉”有限的内容，也算不上坏事。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始终保持清醒：“浓缩书”毕竟不是完整的知识，对其不可过度依赖。

（节选自《“浓缩书”，不可过度依赖的知识中介》，2018年3月15日光明网，有删改）

①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妮·古多尔发现，幼小的黑猩猩常常玩这样的游戏：用手掌舀一点儿水，用牙齿嚼烂树叶，来汲取手掌中的水。而成年黑猩猩在干旱的季节，就是用嚼烂的树叶汲取树洞中的水解渴的。根据这样的发现，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②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③不久前，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汉斯·特贝、哈佛大学社会生物学家斯塔·阿特曼等提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假说——“学习说”。他们认为，游戏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习行为。特贝发现，如果给黑猩猩一根棍子，它们就会用棍子做出各种游戏行为。经历过这种游戏的黑猩猩，在今后生活中容易学会使用棍子。同样，“捉迷藏”和追逐游戏，也使动物学会利用有利地形保护自己的本领。游戏的实践性强，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反馈，对锻炼动物的速度、敏捷、躲藏能力、争斗能力和利用环境的能力很有效。游戏向动物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它们能把自身的各种天赋技能和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无论对幼小动物还是成年动物，游戏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学习行为。

（节选自周立明《动物游戏之谜》，有删改）

动物和人类的分界线并不只在于会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类人猿的研究证明，类人猿在使用工具方面有多种才能，比如，它们会制造箱状的建筑物，会用树枝掏洞中的小虫子，等等。W·库勒在《类人猿心理》一文中认为：类人猿普遍具有模仿能力，其模仿的心理过程表现为神经——感官——肌肉相互联系的活动过程。在这方面，类人猿和人类差不多，但二者的模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人类的模仿学习并不仅限于神经——感官——肌肉的活动过程，它同时也是使用语言符号的过程。所以，人在使用工具时，包含着知识的积累和进步。他通过语言符号归纳使用工具的知识和经验，并把它们传授下去，提高下一代人使用工具的水平，从而丰富人类自身的创造力和文化。而类人猿由于没有语言符号，既不能积累又无法进步，不能作为一个“类整体”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类人猿永远不能发展创造力。

可见，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它使人类从野蛮和原始的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笛卡尔在其《方法论》中曾指出：人无论怎么愚鲁和笨拙，他总具有把不同的词联系到一起的能力，而动物无论怎样完善，也总是缺乏这种能力。这至今仍是一句至理名言。

文化的传延也必须依赖于语言文字。各种历史文化之所以为我们现代人所认识和了解，主要的是依赖于前人的历史文字记载。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语言，人类便不可能有什么思想交流、信息传递，文化也就无法生成、贮存和流传。人们曾经考察过“狼孩”和“猪孩”，他们因为从小脱离人群，没有学习人类的语言，因此无法获得人类的文化，变得与动物无异。

语言是一种重要的符号，它以声音和文字的形式，使文化能够进入社会，成为群体共同的意识活动或物质活动，为社会所共享。而个人的意识活动如果只被他一个人知晓，不能算是文化。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意义、有独立功能的符号。索绪尔也认为语言包含“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承载的意义，二者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语言的意义属于文化范畴，是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产品的抽象和概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人类的思维越严密，语言便会随之发展，词汇越来越丰富，语言结构也越来越精密。如果没有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语言自然也不成之为语言。因此，文化是语言的“底座”。

不同民族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它不仅生成语言的语意成分，还对语言的构词模式产生主要影响。语言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常常是并行发展的。不过，语言比文化更具恒久性，不少文化现象消失了，但语言的记载使它永存不朽。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促使不同民族的语言相互渗透，而历史表明，文化先进民族的语言往往同化文化落后民族的语言。

（选自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删改）

材料一：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综艺表演类节目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综艺大观》等央视节目，这类节目一经开播就得到观众的认可。这类节目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为一体，融合了高雅品位和大众品位，在人们审美内容非常贫瘠的20世纪，极大地满足了受众观赏需求。但由于缺乏与观众的互动，节目形式单一，最终退出荧屏。

游戏娱乐类节目时期：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推出改变了人们心中电视节目的形象。这类节目以明星为招牌，一改往日国内综艺节目的正统、庄重，以活泼、清新、娱乐的新风尚掀起了电视娱乐节目的高潮，但也造成了娱乐节目克隆成风的现象。

益智竞猜类节目时期：2000年前后，以央视的《幸运52》为代表的竞猜博彩类节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这类节目采用问答的形式进行，并对选手进行物质金钱的奖励。此类节目与前两种类型的娱乐节目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节目的主体由明星变为普通百姓。这体现出精英文化逐渐向草根文化靠拢。但《幸运52》节目因基本模式老化、题目和游戏环节的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终被央视砍下。

大众选秀类节目时期：以2005年《超级女声》的红极一时为开端，引发各大卫视相继制作各类“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的特点是平民参与和评判过程的完全公开化，特别是节目的全程跟踪式直播吸引了众多的眼球。选秀节目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电视20年娱乐节目的高峰。此类节目目前颇受诟病，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但收视率依然突出。

(摘编自闫亚红《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

材料二：

媒体获得新生的根本出路在于多样化的竞争。

没有收视率，作品卖不出去，便不给或少给稿酬，长期下去甚至请编导走人，将媒体关门。必须通过生存竞争来无情地淘汰各类混饭者，这样才能逼着有关人员物色人才，考虑办出自己的特色，立足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

必须正视媒体平庸化的根本缺陷，在通俗文化之外，应当致力于培育精英文化。不能只是让一批通俗明星占领媒体的大部分空间，而应开办形式活泼生动、思想敏锐的各类专家论坛、辩论会，在现有各类专家中有意识地培养能说会道、能吸引观众的名主持人、领衔专栏，推出真正具有文化底蕴和修养的节目明星。

编导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素养和鉴赏力，诸如什么是通俗文化，什么是精英文化，什么时候什么对象适合用通俗方式表达，什么时候必须用雅文化的形式，都需心中有数。比如，在元旦、国庆等庄重的节日之夜，几乎不播通俗歌曲演唱会，而是实况转播国家音乐厅的古典音乐会或演讲会，以便与其气氛相称。如果以为对所有的对象都可以用通俗文化来表达，那就大错特错了。

世界已经进入多元文化竞争的时代，媒体形象的单一化显然与此潮流格格不入。媒体如不能为广大受众提供丰富多样和不断更新的产品，而是靠王婆卖瓜、耍点噱头、明星充数，搞点有奖促销，长此以往，其失宠之势将不可逆转。

(摘编自顾肃《电视的名字叫平庸》)

材料三：

作为电视娱乐的一种，综艺节目最近几年由于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和游戏娱乐功能强调“娱乐至上”，引来一些批评。

……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

(摘编自《浅评中国的综艺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