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视剧《娘道》导演郭靖宇在微博上爆料，声称曾被某卫视总监要挟购买收视率， 否则作品就无法播出。这总监给的价码也令人咋舌——每集 90 万，而该卫视购买《娘道》的价格是 130 万一集。也就是说，导演必须先出七成保护费，才能让自己的作品顺利播出。这还不算，根据郭靖宇的说法，这总监背后还有一位能操控收视率的“大神”。这“大神” 神通广大到了何种地步？他不无得意地对郭靖宇表示，曾经公开反对购买收视率的尤小刚导演 ， 就 曾 惨 遭 他 的 戏 弄 — — 直 接 让 尤 小 刚 作 品 的 收 视 率 跌 到 0 ．2 。听 闻 此 言 ， 直 冒冷汗的想必不止是郭靖宇导演，还有屏幕前的广大观众。怎么，平日里播放的都是假电视剧？乍看之下，上述乱象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细细想来，只不难理解。目前，各大卫视每年的广告额都与收视率挂钩。每提高一分收视率，就能多一分广告收入，何乐而不为？如此，广告收入的金额，才能年复一年水涨船高。说到底，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催生购买收视率现象的主因。

（摘编自《不能让所谓的收视率愚弄观众》，人民网 2018 年 9 月 17 日）

收视率造假获得巨大的寻租空间，也从侧面折射出电视行业“收视率中心”的弊病。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强调，电视内容产品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但在现实中，收视率始终是电视产品生产制作方和播出平台的核心关切之一。收视率高的电视内容，哪怕“三观”不正、格调低俗，最终都名利双收。相反，一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节目和剧作一旦遭遇收视率滑铁卢，就往往“一丑遮百俊”，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播出平台 “末位”淘汰。正是由于各方面对于收视率近于病态的追求，才给予收视率予取予夺的权力， 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和逐利能力。可见，在治理整顿收视率造假的同时，还要适当弱化收视率指标。如果能够建立起更加多元、更具弹性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就有望终结收视率对于电视内容“评判一切价值”的不正当权力。

（摘编自封寿炎《根治收视率造假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2017 年初，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关于坚决抵制收视率作假的自律承诺书》。承诺书上提到，凡协会会员单位参与收视率作假，一经查实立即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通报全行业。情节严重者则依据协会章程给予开除会籍处分，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取消其电视剧制作和发行资质。同年 9 月，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苦干政策的通知》，其中也提到，“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切实维护行业秩序。规范收视数据应用行为，不得将收视率作为购片价格唯一依据，不得以收视率作为评价电视剧优劣和对员工进行奖惩的唯一标准”。今年 4 月，广电总局召开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 再度强调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一旦发现收视率造假信息，第一时间报告公安部门处置。发现的案件一经查处，将向社会曝光，推动形成依法打击收视率造假的高压态势。

（摘编自《收视率造假利益怪圈调查》，《法制日报》 2018 年 9 月 20 日）

硬打三分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要征集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件——马凳。

何谓马凳？就是给马匹钉掌时用的矮木凳。

三个月征期已过，马凳尚无音讯。馆长马增直摇头，认为没戏了。

这一日，一个白胡子干巴瘦老头儿，肩背梢马子找上门来，对马馆长毛遂自荐说，做马凳是我的熟套子活儿。

马馆长打量眼前这位老爷子，青鞋白袜灯笼裤，腰背挺直，双眼有神。说是八十有九，但也就像七十出头摸边小八十的样子。

马馆长心里直打鼓，试探着问，您带家伙儿来了？

老人将梢马子从肩上取下，兜底往地上一倒，好家伙！刀、斧、刨、锯，光凿子就有十几把。

马馆长问，您要什么条件？一个马凳要做多长时间？

老人开出条件：一个独门独院，要什么料得供什么料，一个马凳要做七七四十九天。

马馆长略一思索，一拍脑门，行。

马馆长给进了一批枣木，老人用眼一瞥，说：不对。我要的是酸枣木。这是牛犄角枣木。

马馆长一摸后脖梗子，犯了难，我上哪儿淘换酸枣木？

老人指点，山里辛庄北山阴坡，有三棵碗口粗的酸枣树。其中有一棵树过了火，那是被日本鬼子放火烧的。

酸枣木终于给弄来了，是十几根短棒棒。老人用手掂掂，说：不对。这是从枣树上半截锯下的，下半截还留在山上。我要的是坐地棵。

马馆长很纳闷，您怎么知道锯的是树的上半截？

老人随手将那些木棒棒往水池里一丢，只见一头沉下，另一头翘起，露出水面。老人用枯手指着说，酸枣木长成这样，得千年以上。坐地棵下半截扔进水里，会全被浸住，不会上半截露头。

七天后，马馆长看到他面前摆着十几根短木枋，酸枣木黢黑的外皮已经被刮掉，露出微红嫩黄如铜质的白茬，纹理细如蛛网。

十四天后，老人对马馆长说，给我准备一口大锅，烧一锅滚开水。

那又是为何？

老人颇自豪，这你又不明白了。酸枣木只有经开水煮过，虫不吃，蚁不咬。

二十一天后，马馆长再去看时，只见老人手中摆弄着几个小物件，两头尖，中间凸。

您这是做的什么？像枣核。

老人颇为得意，算是让你猜对了，这叫枣核钉。我做的马凳，浑身不见铁。我用枣核钉，拼接凳面。

二十八天后，马馆长再去探视时，只见老人用二分半的凿子在木枋上凿眼。凿刃啃咬着矩形小凹槽，金黄的木屑被掏出，榫眼却没凿透。

马馆长笑了，您这是……

这是闷榫，不是透眼。你当我是糙木匠？你别看我是个钉马掌的，做马凳——手细。

三十五天后，老人面前的木枋子长出了榫头，不过马馆长看了一眼，觉得卯眼不对。既然是卯榫结构，怎么榫头大于卯眼呢？走着瞧吧。

四十二天后，马馆长看马凳还未成型。凳面与凳腿，长掌与短掌，牙板与嵌板，还在老人面前摊成一片。他不由得催道，再过七天，“纪念馆揭幕式”就要举行了！

满四十九天，揭幕式如期召开。

一块红绸布被揭开，原来只是一只马凳，高一尺六寸六分六，厚墩墩的凳面分出三条粗腿，立柱分别往八个方向伸展着，上承下托如重檐歇山，全身结合无一钉一铁。颜色如老榆木擦漆却免漆，气味似松香又掺进五月槐花香和紫荆条花香。

马馆长指着马凳说，钉马掌师傅把马腿弯起，马蹄垫在上面，翻蹄亮掌，然后顶住刀铲，切下一层烂马蹄，剔掉旧马蹄铁，换上新马掌，战马才能奔跑如飞。想当年，冀东几百匹战马在东八县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就是多亏了这样一只小马凳。并且，无论将马凳怎么扔，最后总是三条腿着地，不滚不倒。

有人问，现在，可以宣布马凳收藏了吧？

话音刚落，老人提着十八磅大锤闪亮登场了，说了声：慢！还有最后一道活儿没完呢。

老人左手持二分半凿子，右手持斧，往那本无缝隙紧致的榫眼正中生生开出一道黑缝，然后从口中衔着的三枚木楔取出一枚，插立于黑缝之中。抡起十八磅大锤轰然“嗨”的一声带一股雄风，往那楔子上砸去。如此三声三锤三楔，说来也神了，那三枚木楔，已分辨不出你我，竟然和整个马凳浑然一体了。

众皆称奇。有人问，您这一手活儿可有名称？

老人吐出四个字：硬打三分。

这时，坐在前排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者，被人搀扶着颤巍地走上前来，拉住老人的双手，连说道：你就是当年给骑兵营钉马掌的小马哥！多烈性的马，到你手里跟猫似的。我就是骑兵一连的老连长，当年就是你飞出的马凳，挡了日本鬼子一军刀，我的马刀才劈了下去。硬打三分，是你的外号。你还记得是哪位首长给你起的外号吗？

我宁可忘了我姓甚名谁，也不会忘了给我起外号的那个人。

谁？

聂帅，聂荣臻！

（选自《小小说选刊》，作者许福元，有删改）

文学是灯

铁凝

①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出身灰色，内心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日记都是成了“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学训练”。偶尔的快乐也是有的，比如看了朝鲜电影，没完没了地模仿其中特务间的接头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这几句平淡的对白之所以被我长久地记住，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太过贫乏了吧。但我仍然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对白里毕竟还有几分属于文学的美感，比如歌曲集和阿里郎。

②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特殊年代，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③另一本中国文学，我觉得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婴宁。她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是天生爱笑，笑起来便无法无天，率性自由，哪怕来到人间结婚拜堂时也可以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的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

④我在文学和文化最荒凉的年代爱上了文学，今天，当信息爆炸——也包括各种文化信息的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稍显尴尬的角落的时刻，我仍然不想放弃对文学的爱。读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他谈到要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特质，那就是：神圣，安全，繁忙。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目睹世界很多大都市的繁忙，这里所说的繁忙特指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但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我想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里，一定有一盏应该属于文学。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人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从古至今，人世间一切好的文学之所以一直被需要着，原因之一是它们有本领传达出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有能力表现出一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

⑤如上所述，我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营养，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若用吃东西来作比喻，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这儿有什么你就吃什么。用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话：“端给你的是啤酒，你就不要在杯子里找咖啡。”他以此言来形容他所处的时代。但那时的我，毕竟还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在“杯子”之外找到了一些“咖啡”——一些可以被称作经典的文学。它们外表破旧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但时至今日，阅读早就自由，当代东西方名著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因此，我对文学基本持一种乐观的认识。文学和写作也使我知道，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毕加索曾经坦言中国的木版年画带给他的灵感。20世纪法国的具象绘画大师巴尔蒂斯是那样地钟情于中国宋代的画家范宽。

⑥文学是灯，这说法真的有些冒险吧？但想到任何同创造有关的活动都有冒险的因素，我也就不打算改口了。我要认真对待的是，坚持写作的难度，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真正的高贵。       

——节选自《文汇报·笔会·美文聆听》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而在我们中国“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

这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乡土社会里，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来往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五伦是天下之达道。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意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譬如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礼记》通过规范礼乐活动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常生活利益分配的差异——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由此可以明确与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由于自然因素带来的，如年龄、性别、血缘等；有的则是由社会因素带来的，如身份、等级、官职等。不管何种因素所带来的差异，礼乐制度都是表征这种差异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异的主要途径。随着礼乐表征的差异而来的是权力以及生活利益分配的差异，由形式上的差异带来了实质上的差异。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意味着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礼乐制度具有了政治意义。《礼记》以及其他礼书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差异，最终体现的是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差异，这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范式参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记》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

所谓“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指的是将政治价值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指的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生活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广为接受，成为促成社会凝聚的途径；“生活政治”的消极意义是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公私不分，使得社会逐渐失去自由和生动。汉语里所指的“生活政治”特别体现在传统的礼乐文明中，礼乐制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礼仪规范起来，在衣食住行中反映儒家主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礼仪制度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差异的认同。

在《礼记》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实在日常生活规范之中，无论是庶民还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规范，都体现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尊卑差异。

饮食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能够体现和反映社会政治情况。在《礼记》所记载的饮食之道里，“吃还是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问题，关涉了政治认同、身份等级、权力秩序以及社会公共交往活动等政治问题。由此，在一定意义上饮食成为政治事务，成为权力、秩序的展示场，尤其成为等级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标示物。《礼记》里所体现的饮食之道，正是通过围绕饮食问题的礼仪制度性安排，将人们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级等一系列社会等级“框架”里。这种“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从生存欲望的满足以及饮食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饮食之道，而应该关注到古典饮食之道背后的政治关切。

以《礼记》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所展现的“生活政治”范式，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区分等级、规范行为、维持秩序以及落实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多重作用，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历史地看，《礼记》中的“生活政治”范式，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对我们理解古典中国及现代中国，以及发掘古典中国日常生活之政治维度，有着一定积极意义。

(摘编自朱承《<礼记>中的礼乐制度与“生活政治”》)

一家大型商场，竟看不到一家用中文标明店名的店铺；楼盘不是“创意英国”，就是“戛纳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移民国外……这就是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精神被“殖民”的第一个特征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比如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票房，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第二个特征：自觉接受征服者对自己的权力。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其国民在任何领域都拥有优先权。大概只有在中国，“外宾”才享有不少优于中国国民的权利。第三个特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的一切。“师夷长技以自强”，是为了学习世界先进文明之长处，来保证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有时仅仅一步之遥。有些人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所谓“与国际接轨”，改变我们的制度以向“国际标准”“国际惯例”靠拢，也是“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典型例子。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宝：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我们每天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大致就是大众传媒告诉我们的“电视世界”“互联网世界”或“纸媒世界”。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时，90%以上都是负面的。久而久之，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现实”。之所以西方只对发生在中国的负面事件进行报道，就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负面的国家。这是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第一步：摧毁中国民众的自信心。

在新闻报道中蓄意诋毁中国是为了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西方的广告则是用来告诉你，西方是如何美好，是人间天堂，是你的理想之国。我们被广告、特别是西方政治广告渗透的时候，我们从崇拜西方产品走向崇拜西方社会，从崇拜西方社会走向崇拜西方国家、盲目崇拜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体制。这是精神“殖民”的第二步：建立对西方的崇拜。

电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少好莱坞对世界历史的诠释？《巴顿将军》《独立日》《第一滴血》《美国往事》等，美国就是“救世英雄”。美国人就是“人性高尚”，美国体制就是“尽善尽美”。戛纳电影节通过“选片”方式，鼓励中国人自己拍摄“丑陋的中国人”电影。通过定格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也是丑陋的，最终达到使观影者厌恶中国人。电影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再定位电影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就是通过电影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一大发明。

要打赢这场精神决战，我们要怀疑一切。我们要以“怀疑一切”的精神，来抵御对我们的种种“洗脑”。我们要树立以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也应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和讲解员。

（摘编自郑若麟《警惕西方的精神殖民》，《文汇报》2016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