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歌的懂与不懂
现代主义诗歌最为人诟病的是读不懂。我们怎么看待懂与不懂呢?这对我们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朦胧诗发轫之初,首先大家普遍感觉到的是读不懂,甚至就连有些专业的诗人和诗评家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到现在呢,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相反,那些高举现代主义大旗的现代主义诗人们丝毫不理会这些,比之于朦胧诗人,他们走得更远、更坚决、更彻底。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应时而生,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视觉,调动着人们的审美感官。
时至今日,可以说现代主义诗歌已经成为诗歌的主流,占据了诗歌创作的主阵地。人们普遍的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手法,也许正是这样,大量的模仿之作一拥而上,使得现代主义诗歌现出一片过于繁荣的景象。但是任何事物有好也有坏。诗歌的模仿也使得诗歌缺乏先期创作者的那种创作冲动,更多的诗人只在词句上、手法上下功夫,在语言的陌生化上下功夫,在意象上翻新出奇,却忘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真情实感,就是与时代与人民的贴近,使得作品显得苍白无力,来自灵魂深处的、大气的、有骨肉的作品却越来越少了。
同时,大量仿制品的出现,也使得诗歌失去了它开创期的那种轰动效应。一种创作手法的长期使用,必然出现审美疲劳综合症。读者看到的大多是似曾相识的诗歌,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模样,焉有不厌之理!
诗人为了超越,就想出各种方法,尽量用一些生僻的怪异的意象,甚至诗人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意象的意义,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意象究竟用来表达什么,只要自己觉得新奇,就拿来用上。模糊是模糊了,但是对阅读的人则是一种伤害。读者以为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在那儿千方百计地猜测,最后还是不得要领,我们从现在的许多留言评论也可以看出来,许多留言的人根本就没有看懂诗歌,觉得哪种意象新奇,便觉得哪种好,但究竟诗歌表达了什么,他们却说不出所以然来,草草地加“欣赏”二字了结。
其次,现代主义诗歌的口语化、日常生活化也是造成诗歌读不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语言是家常话,不高深莫测,情景也很简单,但是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和诗歌之间的一种疏离。有许多诗歌我们看起来懂了,明白如话,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懂。诗歌的内涵,意蕴等,我们一下子看不出来,这需要我们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全身心地投入,去体验,去感受。这些诗歌没有了押韵,没有了激情澎湃的宣泄,有的只是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诗人或者摄取一个生活镜头,抓住瞬时的感受;或者以一种特有的心态来叙述事件,平淡的语言下面,蕴含着一种荒诞的感情。读者如果不能静下心来,用心体验感受,是很难得到这种认识的。看似懂了,实则真未读懂。
另外,看不懂还与人们的心态有关。随着经济社会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利益,心态浮躁,很难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阅读诗歌。对诗歌这样一种更为高深的文学体裁,如果没有沉静的心态,没有仔细地去玩味文字,其蕴含在文字背后的深厚意蕴是难以体验到的。或许,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人们根本无暇来体验玩味诗歌,他们需要的是快餐文化,消费文化、功利文化,看不懂只不过是他们懒惰思想的一种赖词而已。
其实,作为一种潮流,现代主义诗歌无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现代主义诗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大旗下,有许多支流。民间写作和精英写作一起撑起诗歌的蓝天,平民意识和精英意识一起构筑诗歌的大厦。我们说诗歌的手法可以多元化,但是诗歌的精神不能丢失,诗歌的人文情怀不能丢失,这是诗歌立命的根本。我们不提倡诗歌作为政治的工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诗歌是时代的产儿。
——选自《中国诗歌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现代主义诗歌大家普遍感觉读不懂,甚至就连那些专业的诗人和诗评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见,读不懂是自然的。“但是到现在呢,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理解欣赏能力提高了,大家读懂现代主义诗歌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
B.大量的模仿之作一拥而上,占据了诗歌创作的主阵地,使得现代主义诗歌现出一片过于繁荣的景象,因而人们普遍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手法。 |
C.现代主义所模仿创作的诗歌全都只在词句上、手法上下功夫,在语言的陌生化上下功夫,在意象上翻新出奇,使得诗歌失去了它开创期的那种轰动效应。读者到处看到的都是似曾相识的诗歌,必然出现审美疲劳综合症。 |
D.现代主义诗歌模仿作品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创作者忘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东西,没有真情实感,远离时代和人民。 |
A.全文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人诟病读不懂”开篇,针对“读不懂”的现象,由主到次地挖掘了现代主义诗歌为人诟病读不懂的原因。 |
B.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篇提出论题,中间分析成因,最后总结全文。 |
C.文章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快餐文化、消费文化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较好地分析了人们阅读诗歌的浮躁心态。纵观全文,文章更偏向于事例论证。 |
D.文章第一段举出朦胧诗发轫之初,大家普遍感觉读不懂,甚至就连那些专业的诗人和诗评家都有这样的感觉。这说明人们普遍接受一种新的诗歌创作手法是有一定过程的。 |
A.现代主义诗歌为人诟病看不懂首先是那些专业的诗人和诗评家高喊看不懂,带了个不好的头。其次,大量模仿作品的出现,也使得诗歌失去了它开创期的那种轰动效应。一种创作手法的长期使用,必然出现审美疲劳综合症。 |
B.诗人为了超越,就想出各种方法,尽量用一些生僻的怪异的意象,甚至诗人自己都不知道那些意象的意义,也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意象究竟用来表达什么,只要自己觉得新奇,就拿来用上。 |
C.现代主义诗歌的口语化,日常生活化,有许多诗歌我们看起来懂了,明白如话,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懂。 |
D.随着经济社会对人类生活的渗透,快餐文化、消费文化、功利文化盛行,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个人利益,心态浮躁,很难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阅读诗歌,看不懂只不过这些人懒惰思想的一种赖词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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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开篇神话
①《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棵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儿身,愿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②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评说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评批者有意让读者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山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
③“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族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
④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呢?
⑤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愿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之类的仙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1.下列几种说法中,A.《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的“绛珠仙草”,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被人们称为神草或仙草的人参。 |
B.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红楼梦》的开篇神话故事表现了曹雪芹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念。 |
C.《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的“神瑛侍者”,“神瑛”似是“神鹰”的谐音,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 |
D.《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当年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那块石头出自大荒山无稽崖下,“大荒山,无稽崖”,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 |
A.纵观全文,作者对《红楼梦》的开篇神话中涉及的主要事物一一作了考证,说明作者对满族历史及满族风情非常熟悉。 |
B.在第③自然段,作者引用满族人中间流传一个神话,是为了证明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 |
C.在第②自然段,作者援引脂砚斋评说红楼梦的话,意在证明“大荒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引用《山海经》中的句子,是为了证明“绛珠仙草”就是人参。 |
D.在第④自然段,通过追溯曹氏家族兴衰,剖析了曹雪芹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 |
A.本文作者认为《红楼梦》开篇神话故事中的大荒山即是我国东北的长白山,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人们称此长白山为“大荒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块巨大山石名为“补天石”。 |
B.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而曹雪芹虽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却穷困潦倒,所以让他产生“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 |
C.满族人神话中神鸟(或神鹰)与绛红珠果的兰因絮果缔结在三生石畔的故事,被曹雪芹妙若无痕地运用到了《红楼梦》中。 |
D.本文作者认为“绛珠仙草”即人参,因为人参长着对生的绿叶,中间花柱头上结着一串串宝石似的珠果,与《红楼梦》描写的“绛珠仙草”很像。 |
谈 静
朱光潜
①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所谓“感受”是被动的,是容许自然界事物感动我的感官和心灵。眼见颜色,耳闻声音,是感受;见颜色而知其美,闻声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颜,同一和声,而各个人所见到的美与和的程度又随天资境遇而不同。比方路边有一棵苍松,你只觉得可以砍来造船;我觉得可以让人纳凉;他也许说它很宜于入画,或者说它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反应不同,都由于感受力有强有弱。
②世间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固然由于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强烈。比方诗人和美术家,你见不到的东西他能见到,你闻不到的东西他能闻到。麻木不仁的人就不然,请伯牙向他弹琴,他也只联想到弹棉花。感受也可以说是“领略”,不过领略只是感受的一方面。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
③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决不至于岑寂,也决不至于烦闷。“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种绝美的境界。姑且闭目一思索,假想这半亩方塘便是你自己的心,你看这首诗比拟人生苦乐多么惬当!一般人的生活干燥,只是因为他们的“半亩方塘”中没有天光云影,没有源头活水来,这源头活水便是领略得的趣味。
④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也由于修养。大约静中比较容易见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条定律说:两物不能同时并存于同一空间。这个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说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灵。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远不沉寂的。心境愈空灵,愈不觉得物界沉寂,或者我还可以进一步说,心界愈空灵,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嘈。习静并不必定要逃空谷,也不必定学佛家静坐参禅。静与闲也不同。许多闲人不必都能领略静中趣味,而能领略静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闲。在百忙中,在尘市喧嚷中,偶然丢开一切,悠然遐想,心中便蓦然似有一道灵光闪烁,无穷妙悟便源源而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日本人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懂得这一句诗,便懂得我所谓静趣了。
(选自朱光潜《谈美书简 •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删改)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一个人能否最大程度地见到“美”与“和”,天赋的高低具有决定作用。 |
B.感受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也就是领略,它能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寻出趣味。 |
C.一个人陷入岑寂和烦闷之中,往往是由于他的心境不够空灵而造成的。 |
D.不同的感受角度决定了有人认为苍松宜于入画,有人认为苍松可以造船。 |
3.作者所说的“静趣”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说懂得小林一茶的俳句就懂得“静趣”了?
4.谈谈文中所引朱熹《观书有感》一诗中“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对你今后的读书有什么启示?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语言都是可靠的标志之一,能把原始人的文化行为与非文化行为区别开来。但是,人类的语言并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它是在漫长的时期中发明、积累并得到社会群体约定的。因此,人类文化的生成也无法以某一天为界,划出一条“生成线”来,它也是在漫长的时期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语言为什么这样重要,竟能成为文化生成的标志之一呢?
人类有了语言,才有可能进行高度抽象并具有比较完整的思想活动,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也就是说思维是借助语言材料,或者说以语言为载体来进行的。人类思维在反映客观世界方面共有间接性与概括性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与文化创造关系密切。思维的间接性是指对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前一句是对感知的记录,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说明孟浩然夜间听到了风雨之声;后来他又运用思维活动,所以虽然并未直接见到落花,却能推测必定有多少花儿由于风吹雨打而落下来了,这就是间接反映。间接反映也就是运用思维来进行推想,可以推想前因,也可以推想后果。
文化不仅只有社会性,而且对社会群体的意识有引导作用。既然如此,就必须具备进行社会联系和社会引导的工具。这工具便是语言。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只有通过它,人们的思想观念、创造经验等文化成果才能得到传播与交流,文化才能获得社会性并发挥引导作用。文化因为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所以从横向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交际工具在社会上传播与交流,那么个体无论有多少精神与物质创造,都是没有文化意义的。因为个体的种种意识都难以成为集体意识,更难以在全社会中发生引导作用。相反,如果交际工具与传布媒介高度发展,那么不论是思维经验还是物质创造经验都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的纵向发展看,它具有世代相传的历史传承性。传承是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而传承又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而教育的内容主要也就是文化。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存在着有文化与没文化之分,同时也就存在着有教育与没教育之分。动物是没有教育的,所以它们虽然也可能学会一些本领,如牛会耕田,马会拉车,但都是人教它们的,而不是老牛、老马教的。动物只能根据本能做到有“育”无“教”,在“育”的过程中使下一代动物再依靠本能去生存和繁衍,它们不能“教”就因为没有语言,而没有语言也就是没有思维。所以既不能创造文化,更不能传承与积累文化。从古至今,动物的本领始终只是依靠本能去求得生存与繁衍,没有多大的长进。反之,从古至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本领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人类不但能运用思维来创造文化,而且能借助语言来传教文化,使文化得到越来越厚的积累,越来越大的发展。
因此,思维、语言、文化、教育,这四者是密不可分的;缺了其中任何一环,其他三者都不会存在。缺少一环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四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互生发与相互依存的关系。
(摘编自金开诚《语言与文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从人类发展角度看,语言是由社会群体的约定而形成的,因此它是文化生成的标志之一。 |
B.语言是文化的标志和思维的载体,人类有了语言,就具有了比较完整的思想活动。 |
C.文化具有世代相传的历史传承性,文化的积累与发展,使人类不断创造、传教文化。 |
D.传承是文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它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实现,文化传承和教育紧密相连。 |
A.文章开头指出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论题。 |
B.文章采用总分总结构,中间部分逐层深入地展开纵向论证,结尾总结并解决问题。 |
C.文章在论证过程中运用了例证法,如例举孟浩然的诗句,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论点。 |
D.文章在论证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说理通俗易懂而且逻辑严密。 |
A.间接反映是运用思维来进行推想,间接思维必须以语言为载体,它比直接思维更重要。 |
B.人类思维在反映客观世界方面有间接性与概括性两大特点,所以人类才有可能进行文化创造。 |
C.如果没有语言在社会上进行传播与交流,那么文化就很难获得社会性并发挥引导作用。 |
D.聪明的动物如猿猴等,所学习的本领都只是依靠本能,不能像人类一样创造文化。 |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些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其间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尊崇。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详细严格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摘编自郑汉根《中国政治传统是礼法并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儒释道均有关于礼治的政治论述。 |
B.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 |
C.唐朝的门下省能够回驳皇帝命令。 |
D.由于历朝历代拥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官僚制度,中国并不曾形成法治社会。 |
A.作者用管子的话,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立法过程民主化。 |
B.作者认为国人应当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
C.贞观之治等政治昌明的时代,能够体现出中国政治智慧。 |
D.礼治是法治的重要补充。 |
A.礼法有文化精神,因此中国用文化治国。 |
B.“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体现出礼法合一的治国思想。 |
C.古代监察制度对官员考核状况进行了严格限定。 |
D.文化发展与政治制度盛衰可能存在一致性。 |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张文
人工智能是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统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前,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义,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促进其健康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两大基础技术平台和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机交互三大通用技术体系,涉及智能传感器、智能芯片、智能识别、智能机器人等多个产业化方向。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溢出带动性强,具有“头雁”效应。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将带来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大规模使用,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和繁杂的作业工作中解放出来,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比如,人工智能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深度融合,促进智慧农业和智能制造业发展,实现产业智能化;人工智能深度嫁接于现代金融、高端教育、远程医疗、信息服务等领域,促进智慧服务业发展;等等。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途径,能够极大提升海量数据处理的有效性、针对性,从而促进决策科学化、服务高效化、监管精准化。运用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破解信息孤岛难题,充分把握公众诉求,精准模拟政策运行,系统防范重大风险,促进决策科学化;可以统筹政务信息资源,优化行政运行流程,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精准满足经济社会主体多元化的诉求,促进服务高效化;可以推进监管系统智慧化建设,整合公共信息资源,即时筛选分析海量数据,自动精准识别风险点,分类分级确立风险系数,促进监管效率提升和监管精准化。
人工智能在极大提升人类生产生活品质和水平的同时,也会引发新问题,带来潜在风险。人工智能应用于社会生产,引发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劳动力供求结构深刻变化,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可能大幅减少,未能及时转型的劳动者会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化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可能下降,智能化产业、创新型人才在收入分配中将处于更加有利地位,从而对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提出新要求。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既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做到超前谋划、科学布局,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又要保持高度警醒,预见到人工智能应用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一方面,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另一方面,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超前布局,着力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给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的冲击;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加快制度建设,防止技术滥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选自2019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我国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
B.人工智能溢出带动性强,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 |
C.人工智能应用于社会生产,会造成传统产业的劳动者都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 |
D.只要加快制度建设,就能防止技术滥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
A.文章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论证,思路清晰,结构完整。 |
B.文章运用例证法,论述了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促进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
C.文章第三段运用并列式论证结构,论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
D.文章用辩证的分析,既指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指出了其引发的新问题。 |
A.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扩展,包括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机交互三大通用技术体系。 |
B.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智能产品普及,将极大提升社会生产生活的品质,使人们享受更多的便利。 |
C.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化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可能减少脑体倒挂的现象。 |
D.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要未雨绸缪,预见到人工智能应用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加以防范。 |
道法自然的智慧
赵建永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该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 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 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的运行效法自身,“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是道家的核心理念。 |
B.道教用实践阐释了道家的观念,是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得到了冯友兰的充分肯定。 |
C.儒家和道家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它们对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的认识是一致的,二者相反相成,互补互促。 |
D.道家崇尚“自然”,“自然”最初是与人为相对的,后经变化发展,其含义更为丰富,可多角度解读。 |
A.文章通过对儒道两家价值取向的分析比较,突出了“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及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
B.文章引用《老子》原文和专家解读,详细地阐述了“道法自然”的具体含义,为下文提出“环境伦理”的观点张本。 |
C.文章紧紧围绕标题“道法自然的智慧”展开论述,主要采用了引用论证、举例论证、因果论证等论证方法。 |
D.文章阐释了“道法自然”的概念,分析了“道法自然”对人们思想认识的影响,最后对人类提出要求和希望。 |
A.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人与物的和谐,所以人类必须首先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解决生存的物质问题。 |
B.道教对自然的认识富有科学性,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它对我国医药学术的发达贡献较多即是明证。 |
C.现代仿生学就是基于“道法自然”而进行的实践,这样顺势而为就会把握规律、事半功倍,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一定会更快更高。 |
D.“道法自然”实际上就是提倡人类的活动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庖丁解牛》就体现了这一观点。 |
青年亚文化——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情境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的“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节目之后,一场场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流行开来。各行各业的青年,利用新兴的媒体与艺术形态歌唱祖国、祝福祖国。优美的旋律在各地飘荡,爱国的激情在人们心中沸腾。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而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别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一丝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开展,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升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和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快闪以其游戏性,、创新性、自组织性等特点,很好地适应了青年的行为特点和情感诉求,让他们在娱乐互动;中自觉体验,也为其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提供了施展空间。可见,青年亚文化既不是芝加哥学派眼中对社会具有实际破坏力的反文化,也不完全是伯明翰学派视野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风格抵抗的附属文化,亦不全然是后亚文化学者视野中的纯娱乐文化。
在歌唱祖国快闪的走红中可以看到,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其重要价值,能让青年在身临其境感受
并参与的情况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悟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9年06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快闪类型多样,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对其扰乱城市进行了指责,赞赏者则认为其对拓展城市空间起到了积极作用,且赞赏者更多。 |
B.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形式,突破了理论界的指责,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活力,从而获得了青年的认同。 |
C.为了彰显各地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各地的快闪在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方面进行了精心选择和策划。 |
D.快闪系列活动是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创设出了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 |
A.文中开篇列举了央视推出“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节目,接着对快闪的特点进行了诠释,然后引出了作者的观点。 |
B.文章第4~6段运用了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论述了快闪文化具有主流化、审美化、剧场化的特点。 |
C.第5段介绍爱国快闪活动的拍摄过程,论述了爱国快闪活动具有审美化的特点,整个活动经过精心策划以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
D.文章最后部分进一步论述了青年亚文化可以让青年在爱国快闪活动中,感受爱国的氛围,领悟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
A.爱国快闪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开展,因而在偏远的山区、海洋上一般不宜举办此类活动。 |
B.爱国快闪活动需要借助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否则将无法形成剧场效应也无法形成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 |
C.提供表现青年的行为特点和表达情感诉求的空间,使之在娱乐互动中自觉体验,可见快闪活动具有游戏性、创新性、自组织性等特点。 |
D.吸收了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爱国快闪活动,将活动主流化、审美化.剧场化,让青年可以身临其境,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
材料一:
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以汉语命名的两种“汉学”,一种“汉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另一种则是汉学家们所说的Sinology(汉学)。
其一,中国学术史上,宋代文人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称为“汉学”;宋代的宋学之后,清代众多学者以汉代的“汉学”为榜样和旗帜,特别发展了汉代“汉学”中的“朴学”(即儒家经学),他们继承汉儒学风和衣钵而治经,尤重考据训诂之学,此种学术被称为“清代汉学”。现在,一说起“汉学”,尤其是前辈学者,就认为其所指的是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
其二,国际上所说的汉学是“Sinology”,是指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Sinology 既不是汉代和清代所指的“汉学”,也不是汉人的“汉学”。《牛津英语词典》中的Sinology说的这个“汉学”也称“中国学”。汉学家给“中国的学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Sinology,又将Sinology译成汉语叫“汉学”。Sinology这个“汉名”,纯粹是一种借用,借汉代、清代的“汉学”之意,用以表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这两种不同的汉学,即“国学”与“汉学"(Sinology)之间的关系,恰如许嘉璐提出的精彩的比喻,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关于这个比喻,我做过补充:首先,“汉学”不是“国学”(其实,“国学”与“中国文化”的内涵也有差异,此处.不赘述)。“汉学”与“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这两个瓜不一样!虽说它们的根基都是中国文化,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东瓜”。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出发点、视角、文化背景,不会与中国学者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汉学”与“国学”是一对双胞胎,但是一对不一样的双胞胎。其中一个叫Sinology(汉学),它虽然与“国.学”同为一母所生,却是个混血儿,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也有外国文化的因子,也就是说,它的DNA虽然主要来自母亲(中国文化),但是在孕育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因为其在孕育过程中所吸收的营养不完全来自母体。汉学家研究所得结论一般都会打上自己文化的烙印。视角不同,看问题自然就会有差异。他们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可能就是创新,但这种创新可能被我们视为“误读”。这种“误读”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新意。所谓“他山之石”的价值,大概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凭借异已之长求得学术的真义:关于某个学问,有时候,汉学(Sinology)有可能胜于国学。
当然,不是所有的汉学家都能达到令我们惊异或敬畏的水平。但他们能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他们的国家,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有些天才的汉学家,实际上就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们能看到的,中国人未必就能看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中国文字的音韵研究直接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建立。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如过江之鲫,硕果累累。他们的研究对我们中国学术及文化研究的近代化有帮助,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视野。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于汉学家“看走眼”的和那些真正因“误读”而错了的,批评也是应该的;但是,汉学家以慧眼深入研究的那些被我们忽略的领域和事物,我们应该虚心重视,经过切磋异同疑辩,以使我们从中受到启发。那些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时的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新模式,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去研究、探索。
(摘编自阎纯德《汉学之辨——汉学及其研究五题》)
材料二:
由于“汉学”在不同的层面均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所以我们还是觉得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
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的国际性学问。我国学术界应当面对“在中国大陆以外许多地区,不但以‘汉学’作为中国学术的别称,而且以‘汉学’作为中国学术的总名”的现实。
既然中国被外国人称为“秦”(Chin),那么,研究中国的学问在汉语中被说成“汉”学,应该说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秦、汉均为中国国势强盛时期的朝代名,用它们来称呼国家或学科,有一种古典、庄严之美。
在语言实践中,我们常使用“借代”的修辞手法。正如人们因为荷兰在尼德兰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极重要,而把尼德兰称为荷兰一样,“汉”常常被混同于中国。例如“汉语”(汉族的语言)被称为“中文”。但是,反过来,如果把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的“汉语”称作“中文”的话,咬文嚼字起来,则有欠妥当。因此“汉学”比“中国学”容量更大,灵活性也更强。
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在版图上不可避免会有所变化。历史上曾生活在我国境内的一些古老民族,有的消亡,有的部分转入外国。对这些地区、民族的研究,显然称(广义的)“汉学”比称“中国学”更经得起推敲。换句话说,把“蒙古学”称为“中国学”,总让人感到有些不妥帖。但把对历史上的蒙古的研究,作为汉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似乎并无多大问题。
如果把藏学、满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那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可与“中国学”并列,但完全可以与(狭义的)汉学并列。反过来,如果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作“中国学”,那么,藏学、满学等都应该是它的分支学科,但是与它们并列的研究汉族学问的学科又该叫什么呢?难道在“中国学”的下面再设一个“汉学”分支,以与藏学、满学等分支并列吗?
(摘编自计翔翔《“汉学”正名》)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有汉代经学之意的“汉学”之“汉”是指“汉朝”之“汉”,而国际上所说的“汉学”之“汉”是指“汉族”之“汉”。 |
B.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其实是一种独特的理解与阐释,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应该学习以求自我提高。 |
C.虽然汉学家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都是为了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他们国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
D.历史上蒙古曾属于中国,因此可以视历史上的“蒙古学”为广义“汉学”的组成部分,但称之为“中国学”不妥当。 |
A.材料一中作者对许嘉璐“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的观点进行补充,用“一对不一样的双胞胎”来说明“汉学”与“国学”的关系。 |
B.对于某个学问的研究,汉学家能达到令人惊讶的水平,比如高本汉对中国文字的音韵研究直接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建立。 |
C.材料二中提到的广义的“汉学”是指材料一中汉学家所称的“汉学”,材料二中狭义的“汉学”则是指材料一中的“国学”。 |
D.“汉”常常被混同于中国,因此在中国“汉语”被称为“中文”,但是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的“汉语”不能被称为“中文”。 |
A.中国学术史上的两种“汉学”——汉代经学之“汉学”和清代汉学之“汉学”,都研究儒家经典文化。 |
B.如今国人心中的“汉学”就是国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但国学与中国文化在内涵上又有所不同。 |
C.国际上所说的“汉学”,借用了汉代、清代的“汉学”之意,但在研究内容上与汉代和清代的汉学完全不同。 |
D.国际上所说的“汉学”虽然是有关“中国的学问”,但与“中国学”内涵不同,不能用“中国学”来称呼它。 |
5.材料二认为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比较合适,为什么?请简要说明。
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对勇德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使“见义勇为”成为千古传颂的优良品德;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真讨论了勇的性质、勇的根本及勇的途径,其“浩然之气”学说的推出,为勇气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王阳明对“敢直其身,敢行其意”勇的力行力倡等等;中华民族从未停下对勇和勇德追求、探索的步履。
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勇呢?
其一,心性之勇。国人论勇,多从心论。“古文勇从心”的“恿”字,就是其明证。尤要指出的是,这种与勇相连的心,既非西方式的理智之心,又非佛教式的虚灵明觉之心,而为中国式心性论的以“生”训心之心、从心从生之心。由此,才有了孟子“尽心知性”之说,程子“心譬如谷种”之谈,以及周敦颐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概念,它意味着心以其“生生不已”的潜在的可能性为内涵。也正是基于心的这种可能性,才彰显了心不受制于现实规定性的“形上超越性”,才使心成为中国哲学“形上超越性”的真正体现。肯定了心的“形上超越性”,实际上也就肯定了真正的勇。正是从勇的“形上超越性”出发,主张“见义勇为”的孔子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所谓“折而不挠,勇也”,代表了百折不挠、刚毅果决的力行。
其二,气力之勇。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勇并不是“心性之勇”的一意孤行,而是以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式,具化为一种气力之勇。中国古人在提出“气,体之充也”,强调气与身体不可分的同时,也使勇敢与身体化的“勇气”相提并论。故《说文》曰“勇,气也”,孟子认为勇能否成立取决于能否“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则提出“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主张战斗力的提升在于“莫径治气”。“即气而力在”,肯定了勇之气,也意味着肯定了勇之力。
“心性之勇”与“气力之勇”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既具有一种“形上超越性”,又使这种“形上超越性”离不开形下的现实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勇德也经历过沉浮。随着近现代“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对勇德的崇尚再次被激发出来。梁启超有感于中华民族“强武之民,反归于劣败淘汰之数”的悲惨命运,为中华民族寻找其武勇的文化基因,写就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梁启超的笔下,大智大勇的孔子,不畏强权的曹沫、毛遂,以死报恩的侯羸,宁折不屈的项羽,等等,都被视为武勇精神的象征。国学大师章太炎通过“儒侠说”使尚武精神发扬光大,以“刚毅特立”“艰苦卓绝、奋厉慷慨”的亦儒亦侠的古“儒侠”为典型,力倡古儒中固有的义薄云天的侠勇精神。
今天的人们同样要面对诸如瘟疫、地震、洪水这样的自然灾难,面对艰难、挫折等人生困境。这意味着,无论何时,每一个人都要在勇敢和怯懦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意味着,无论何时,勇德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之课。
(摘编自张再林《勇德: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课》)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自古以来注重勇德理论上的阐释,孟子对勇的思考是孔子思想的深化。 |
B.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心性之勇具有形上超越性,其价值在气力之勇之上。 |
C.孔子的智勇可倡不可力行,曹沫的不畏强权、侯赢的以死报恩具有践行价值。 |
D.在崇尚和平发展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勇在现代社会没有提倡的必要性。 |
A.文章深入探讨了勇德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沉浮,明确指出今天在文化层面倡导勇德精神的意义。 |
B.文章多处引用儒家理论,也有力论证了以儒学为传统的中华民族对勇德的探索和建设是不断发展的。 |
C.文章在论证结构上,先从中华民族对勇德理论的阐释谈起,接着阐明勇的内涵和发展,最后提出倡议。 |
D.文章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勇德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必修课,这一论断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
A.孔子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把勇与仁义、道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勇正式进入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领域。 |
B.中国哲学的身心一体决定了“心性之勇”与“气力之勇”是统一的,真正的勇既不受制于现实的规定,又具有现实的力量。 |
C.近现代兴起“救亡图存”思潮,梁启超提出了 “武勇”精神,章太炎提出了“侠勇”精神,这些都体现出对传统“勇德”的反思。 |
D.勇德既是个体战胜困难不可或缺的品性,也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所必需的德性,着力培育勇德精神具有深远意义。 |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现代化目标之一,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结合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等很多观念都强调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重要论述,这些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之上,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新的时代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自然界对于人的整个生命不可或缺,就是人的生命本身。
准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和谐共生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和谐共生,根本在于尊重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生产,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
准确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树立绿色发展观,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准确理解人民幸福与良好生态环境的关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的优质生产产品,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准确理解自然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树立自然系统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既肯定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又反对将人消解和漫灭在自然中;既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又反对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当前,我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确保了绿水青山常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不仅为中国解决生态问题、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行的道路,而且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摘编自陈雄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A.“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不可分割的关系,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
B.“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创新性发展,又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上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新的时代内容。 |
C.“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用“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作形象的比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
D.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不仅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现实可行的道路,而且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A.文章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是为了论证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
B.文章引用中华民族的古语,是为了证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提出具有现实性、可行性。 |
C.文章主体部分先写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体,接着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再写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社会发展,层层递进,思路清晰。 |
D.文章多角度论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意义,侧重论述了怎样才能树立此思想观念和怎样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A.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所以说,自然界对于人的整个生命不可或缺,就是人的生命本身。 |
B.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准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和谐共生观,就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C.“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述,既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又肯定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也体现了论述者看问题的辩证态。 |
D.我国目前绿水青山常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稳定得益于繁密的制度出合频度、严格的监管执法尺度和快速的环境质量改善。 |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统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荀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级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纲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既表现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络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完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五四”民主和“礼”的观念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差异,但追求目标是相同的。 |
B.纲常肯定了差等之序的社会秩序,改变了单向化社会关系,社会呈现等级之分。 |
C.儒学有肯定人性平等的传统,这种平等意识促进五四时期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 |
D.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注重真实,合乎事实,这与“五四”提倡的科学精神相通。 |
A.文章先总论后分论,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五四”与传统儒学二者核心观念的关系。 |
B.文章运用对比论证,从政治、伦理维度比较儒学观念“礼”与“五四”民主的异同。 |
C.文章梳理僪学内在思想脉络,为论证科学与儒学既对立又相关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
D.与深入认知“五四”思想的写作动机有关,文章侧重论证新旧思想的内在承继性。 |
A.“五四”思想家的深层观念仍然不脱离传统可见在新时代传统儒学也有其价值。 |
B.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子子”的观念让社会成员彼此各安其位,互不越界。 |
C.儒学“仁”的内涵后来向多重方面引申,这使其核心概念的地位逐渐被“诚”取代。 |
D.“五四”与儒学核心观念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不乏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的因素。 |
中国古代有大量有关民事活动的法律规范。古代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的民事纷争被称为"细事",但因其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在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对这些纷争十分重视。基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中和"与"无讼"的价值取向以及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在具体民事诉讼中地方官员多会运用调解或判决等方式解决民事纷争。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涉诉各方主要是有血缘的亲属或邻里等熟人,即便是官司打赢了,但却有可能世代为仇,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破坏极大。基于上述认识,许多地方官员都在司法实践中身体力行地采取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大量的民事纠纷。州县官是儒家理念的维护者,调停过程中常常会超越案件所涉人、事,上升到天理、国法、人情的层面,用情感抒发的方式来引导百姓的价值观,教化百姓,尤其注重对于利益的平衡和对原有人伦秩序、社会关系的恢复。明代嘉靖年间,有两兄弟因家庭财产的分割发生纠纷, 打了十年官司,张瀚任大名知府后,提审此案。他先问两兄弟是否一奶同胞,两兄弟答是。张瀚责骂了二人,将兄弟二人双手锁在一起关进监狱。经过一个月后,二人通过同起同卧,恢复情义,了无积怨。二人指天发誓,不再争讼,张瀚曰:"知过能改,良民也。"遂结案。
古代官员们一方面普遍秉持"息讼""调停"的做法,另一方面也认为诉讼是一种合理而必要的司法活动,反对刻意"息讼"的主张。如清代崔述曾言,如果不论是非曲直而一味地止讼、息讼,不利于弱者的保护和纠纷的实质化解,如果没有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能让被凌辱的弱者坐以待毙。清人袁枚也认为,公正审案是"无讼"的前提。翻检古代的判词,我们能发现很多判词都有对民事违法行为的斥责和严惩,其目的是通过公正的裁判发挥司法的教育功能,以减少以后类似违法行为的发生。在《名公书判清明集》"随母嫁之子图谋亲子之业"一案中,地方官胡石璧对继子李子钦鼓动母亲盗卖继父的财产表达了强烈的谴责,虽然基于李子钦与继父谭念华之间尚有感情,判给李子钦一分土地,但是仍以"所有离间人父子,圈占人家产之罪,却难尽恕"为由,判决对李子钦施以轻杖一百。
实际上,古代中国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地方官员"调者"与"判者"相结合的教化职能是动态变化的,既可以通过调停也可以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实现解决民事纷争的目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民事纠纷其实都是在诉讼后判决前通过和解等方式化解的,裁判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暗示涉诉双方自己的裁判倾向,促进双方尽早达成和解。
(摘编自《传统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与"判"》,《检察日报》2018年5月22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代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纠纷,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被地方官员重视,因此被称为"细事"。 |
B.古代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重视涉诉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对原有秩序和关系的恢复,这符合儒家"中和"与"无讼"的价值取向。 |
C.古代民事诉讼中的判决,是使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以达到保护弱者、化解纠纷、以儆效尤等目的。 |
D.古代的地方官具有"调者"和"判者"的双重身份,既可以通过调解也可以通过判决来解决民事纠纷。 |
A.文章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方式,先提出古代民事纠纷的两种解决途径,再逐一举例说明,最后重申观点。 |
B.文章第二段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民事纠纷的特点为立论前提,论证了调解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C.文章第三段引用崔述、袁枚的观点和胡石璧的判词,论证了在古代处理民事纠纷时公正判决比调解更有效。 |
D.从文章的末尾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古代民事纠纷的某些解决机制对于现代司法仍有借鉴意义。 |
A.古代的民事纠纷只有通过感化调解或者依法判决的方式才能被平息。 |
B.古代地方官采取感化调解的方式无法满足减少"讼累"的现实需要。 |
C.古代地方官审理民事纷争的程序是优先调解,调解不成再依法判决。 |
D.古代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和判决都可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教化百姓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