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蚀、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求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人类作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池间心力最爱力于进化者。

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华人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

然天妒神州，外侵内扰，泱泱华夏，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之下，神圣使命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之积弊。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如此国力则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灾兵祸，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

若欲教民治国，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力者也。民之志首推举国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

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有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四贼之中，尤以执掌政权之官僚最为紧要！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徙窈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

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毁文明于无耻。你我何必苟且偷生，熟视无睹？有志者呼吸难畅，应以天下为己任。

今愚者忘本堕渊，不思危亡之计，苟活当下，遗神圣之使命，忘民族之重任；背离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蔑毁先民之道德；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甘当媚外之洋奴；沉迷于自我，罔顾危机之四伏，轻信魔盗之谗言！故西方强盗肆意侵杀、奴役中华。

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竞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强盗流氓制订裁决世界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星球万物生灵涂炭，灭绝之期不远矣。

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砥柱，却犹如闹市人语，瀑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一句事不关己，便通行四海；一句莫谈国事，便据民权为私器。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为天地立心何以立？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矣！中华亡则人类必亡矣！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不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与天下！吾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辄，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摘编自1917年23岁毛泽东《心之力》，有删节）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日前表示，就现有证据来看，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而非实验室人为制造。这一郑重表态是对有关病毒起源阴谋论的有力回应。大疫当前，国际社会尤需科学的态度、抗疫的合力，任何将病毒政治化和甩锅、诿过的言行，都丝毫无助于疫情防控，只会造成更大灾难。

面对未知的病毒，首先要尊重科学，以科学战胜愚昧。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由科学家来回答，绝不应将其政治化。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国际团队不久前在英国《自然·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分析比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冠状病毒基因组数据后认为，新冠病毒棘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 （ACE2）”受体结合效率之高，是人类基因工程所无法达到的。

新冠疫情是“天灾”，是未知病毒对人类发起的突然袭击。疫情汹涌来袭,世人都是受害者。某些鼓吹病毒源于实验室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受到有良知科学家们的一致驳斥。法国免疫学家、新冠疫情科学委员会负责人让·弗朗索瓦·德尔弗雷西表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的假设是“一种不属于真正科学范畴的阴谋论观点”。

面对共同的敌人，尤其需要理性思维，用事实粉碎谣言。当前各方的共同焦点应该是事实，因此找到新冠病毒起源和来源非常关键，需要各国科学家深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起源”与“来源”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起源，指事物产生的根源，是唯一的、最原始的。就现有证据来看，新冠病毒起源自动物。来源，指事物从哪里来，是事物产生以后的发展方向，可以有多个来源。“世卫组织欢迎各国科研人员努力寻找新冠病毒来源”，意味着新冠病毒“来源”尚未确定。因此，在病毒溯源这一科学难题破解之前，信口开河、妄下结论对各国抗击疫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制造恐慌和歧视。当前，全球正与两种“大流行”斗争，分别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虚假信息大流行”。针对某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多国科学家强调，要警惕这些谬论背后的政治目的。

应对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各国同舟共济，以团结合作战胜疫魔。当前，疫情仍在蔓延，全球抗疫严峻形势不容乐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说，不要利用新冠病毒来攻击他人或者谋取政治利益，如此行径堪比“玩火”，非常危险。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团结一致，“最糟糕的时刻还在后面”。

大疫当前，唯有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病最有力的武器。国际社会需要科学思维和尊重事实的精神，需要精诚合作携手抗疫。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才能彻底战胜疫情。

（节选自杜白羽的《科学与团结才是抗疫的正确姿态》，2020 年4月新华社）

【推荐3】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出现了窗前的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开创了古代金融的新篇章。

宋代在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信用形式有借贷，质，押，典、赊买赊卖等多种形式。借贷分为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在紧急情况下通过贷给百姓粮食或种子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它可以解决社会分化和“钱荒”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特殊支付和燃眉之急的需要。质、押是借贷担保的形式，由质库、解库、普惠库、长生库等机构经营。质属动产担保，它的设立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旧契交付抵押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当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也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典权存续期间典权人不向出典人支付租金，出典人也不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通货偏于紧缩，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及，几乎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而且赊买赊卖所涉及人员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触及官家和私人各层面。从其实际效果看，解决了军需、赈济了贫民、加强了流通、满足了财政，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发起了冲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货币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社会中货币供给和流通状况不尽理想，表现为货币流通区域的割据性、货币供给数量的有限性、货币币材的复杂性以及大量流通的铜铁钱细碎和不便携带的特性，其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在高度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保障下，通过民间自发力量的作用或官府的强制推行，宋代社会陆续涌现出诸如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便钱、交子、钱引、见钱公据、关子和会子等大量新型纸质信用工具。茶引、盐引、矾引、香药引等信用工具要求相关人员先用粮草或现钱付出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异地凭该票兑取现钱或其他货物。这些信用票据的行用，除了可发挥信用功能外，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在专卖品领域能够共利发展，既有利于商人从政府专营的物品中分得一份利益，又有利于政府实现补给军需、增加收入的目标。便钱、见钱公据和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等信用工具要求相关人员先交纳现钱作为取得的条件，然后再根据需要持这些代表入纳现钱价值的信用票据到指定的地区和入纳地兑取现钱。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且具有汇票性质，可以保障大宗交易、跨地区交易货款的顺利清结。早期的交子、关子、会子后来在信用票据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纸币，它们的行用，弥补了货币不足，节省了货币流通需求量，使商品经济得到了扩张。可见，宋代新型信用工具的大量使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新生事物，它缓解或解决了交换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与矛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等时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庄子》中讲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道也，进乎技矣”。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而工匠精神是助推创新的重要动力。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而是在坚守中追求突破、实现创新。把工匠精神融入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培育劳动者敬畏职业、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形象。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要提升品牌形象，要求把工匠精神融入设计、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实现产品从“重量”到“重质”的提升。通过弘扬工匠精神，让每个劳动者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进而培育众多大国工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建设品牌强国。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培养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我国虽然有“尚巧工”的传统，但技能人才在传统社会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弘扬工匠精神，还要形成相应体制机制。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注意提高劳模和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为劳模和技能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宽广舞台，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保障、发展上有空间、社会上有地位。

（摘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4月20日《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推荐2】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绝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吗？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吗？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绎就值得玩味多了！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也没有说出诗人的心绪，然而一种凄凉惜别的神情自然流露于言语之外。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一）》中，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中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的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睛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得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关。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历史，更创造人本身。无论是从国家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从少年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来看，孩子们都迫切需要加强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那么，针对少年儿童的心理成长特点，如何开展适切而有效的劳动教育，是摆在新时代教育者面前的一道思考题。其实，对少年儿童而言，阅读儿童文学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培育和塑造他们的劳动意识和劳动精神。

儿童文学有益于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儿童文学在少年儿童的成长认知过程中担当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孩子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从这里起步，在他所听闻的故事、浏览的图画、展开的想象中找到是非善恶的标准和立身处世的原则。儿童本是原始而天真的生命，时常分辨不清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并且认知和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但是，他们可以通过阅读儿童文学来拓展自己的生命空间，随着书中人物心游四海、神驰八方。他们会不断跟从勤劳勇敢的主人公，摈弃贪生怕死、见利忘义、好吃懒做的负面人物，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儿童文学有益于发挥榜样效应、磨练劳动意志。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对年龄较小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受局限的儿童，应多用具体的榜样形象，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共和国成立初期，儿童文学中涌现出一批出身于乡村的抗战小英雄形象，像小英雄雨来、小马倌、张嗄子、潘冬子等，他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临危不惧，屡建奇功，成为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偶像。为什么这些小英雄没有一个是从温室中走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强健体魄、坚强意志、勇敢胆识，包括丰富的生活经验，都是在粗粝的劳动中磨练出来的。当然，一些孩子的经历是作为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来讲述的，这些都在他们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儿童文学有益于儿童通过劳动认识和创造自我。儿童初涉人世，心随本能，并不了解自己的个体潜能，也不清楚自己的个性需求，他需要不断地经过劳动实践去摸索和发现，从而确认和创造自我。童话《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就像一个刚出世的顽童，懒惰贪玩，还爱说谎，但是在历尽艰辛之后，他学会了勤劳诚实，并梦想成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男孩，匹诺曹在劳动中证实了自我存在的力量，从而获得自我实现。

文学源自生活，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中丰富的劳动书写源于不同时代作家们与劳动的亲密接触。而当下儿童与土地的疏远、儿童生活中劳动的缺位，也在近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显现出来。现下流行的儿童文学多是校园、青春、玄幻、探险题材，极少涉及劳动场景与劳动观念。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应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觉肩负起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使命，在文学作品中弘扬勤俭、奋斗、创造、奉献的劳动精神，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打好精神底子。

（摘编自王欢《儿童文学与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