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

梁实秋

勤，劳也。无论劳心劳力，竭尽所能黾勉从事，就叫做勤。各行各业，凡是勤奋不怠者必定有所成就，出人头地。即使是出家的和尚，息迹岩穴，徜徉于山水之间，勘破红尘，与世无争，他们也自有一番精进的功夫要做，于读经礼拜之外还要勤行善法不自放逸。且举两个实例：

一个是唐朝开元间的百丈怀海禅师，亲近马祖时得传心印，精勤不休。他制定了“百丈清规”，他自己笃实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面修行，一面劳作。“出坡”的时候，他躬先领导以为表率。他到了暮年仍然照常操作，弟子们于心不忍，偷偷的把他的农作工具藏匿起来。禅师找不到工具，那一天没有工作，但是那一天他也就真个的没有吃东西。他的刻苦的精神感动了不少的人。

另一个是清初的以山水画著名的石谿和尚。请看他自题《溪山无尽图》：“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懒惰。若当得个懒字，便是懒汉，终无用处。……残衲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数幅或字一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一番事业。端教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懒而不觉，何异草木？”人而不勤，无异草木，这句话沉痛极了。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英文叫做vegetate，义为植物的生活。中外的想法不谋而合。

勤的反面是懒。早晨躺在床上睡懒觉，起得床来仍是懒洋洋的不事整洁，能拖到明天做的事今天不做，能推给别人做的事自己不做，不懂的事情不想懂，不会做的事不想学，无意把事情做得更好，无意把成果扩展得更多，耽好逸乐，四体不勤，念念不忘的是如何过周末如何度假期。这就是一标准懒汉的写照。

恶劳好逸，人之常情。就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人才需要鞭策自己。勤能补拙，勤能损欲，这还是消极的说法，勤的积极意义是要人进德修业，不但不同于草木，也有异于禽兽，成为名副其实的万物之灵。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汉语文学天然具有一种能指优势。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汉语是一种单音节分析语，在语言表达中，词的地位非常重要。汉语没有印欧语复杂的形态变化，不像后者那样在数、格、时态、语态和词性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词句的组合主要依靠语序和语义,因此汉语的词就像一个个活泼的小球，常常可以凭借语义的关联随意滚动碰撞。语言学家索绪尔将句子的生成看成是纵向聚合与横向组合这样一种双重活动的结果，纵向聚合其实就是句子组合中词语的联想关系，也就是在选择轴上对相关词语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语比印欧语显然具有更太的灵活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汉语词的组合靠的是意合法，词与词之间没有绝对的排斥性，这种组合关系常常能够容忍许多从逻辑上看非常奇怪的组合。另一方面，印欧语的每一个词在进入句子之前都有明确的词性，即使同性词还要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教名词，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表语性形容词与定语性形容词等等；而汉语词性规定则十分宽松，一个词往往可以既是名诃又是动词和形容词，实际上它只有进入句子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词性。这样看来即使汉语与印欧语某一语种具有同样多的词汇，而汉语在选择轴上的变化较后者也要丰富得多。

其次，印欧语以音位作为基本的语言感知单位，而汉语的基本感知单位则音节，汉语的音节由声母和韵母构成，声调则把它们紧紧包裹住因此汉语的音节非常整齐，切分明确，在书面语中则有一个个方块汉字与之相对应。汉语的这个特点使汉语在形式上能作十分整齐地排列，这样也就为汉语文学中的对信对偶等手法的运用，与工整的形式安排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基础。因此中国作家可以在创作中较容易地创造一种美的形式。

再次,现代汉语有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按照赵元任创制的五度标记法，阴平与阳平的调值分别是55与35，属平声；上声与去声分别是214和51，它们调值的跨度都超过了三阶，属仄声。而汉语的文学语言经常将平声音节与仄声音节交替使用，很自然地构成了声韵变化，说起来朗朗上口，天然具有音乐美。

因此，在几千年的汉语文学史上，中国的大小文人无不将大量的心血花在文学作品能指面地营造上他们对汉语的词句往往有超常的敏感，对语言形式有特殊的审美鉴赏力，同时又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与毅力,于是语言形式上的切磋成了古代文人最大的竞技保留项目。

（摘编自张卫中《汉语文学的理论自觉与实踢走向》）

材料二：

鲁迅小说词语修辞的可贵，不仅仅在于遵循了能指与所指的规范，更在于构造了溢出词语所指的丰富意义。如《孔乙己》中的“偷”与“窃”两个同义词的使用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从词语所指的角度看，“偷”与“窃”两个词语作为概念所指的内容具有完全的同一性，都指将别人的东西占为已有的行为;但从词语舵指的角度看，两个同义词的能指却至少具有两重明显的区别：首先两个词语的音响形象不同，一个发tou音,一个发qie音;其次,两个词语的语体色彩不同，一个是可以在口头交际中使用的词语,一个则是地地道道的书面词语。正是两个调语在能指方面的不同,很有效地完成了小说艺术构造与思想情感表达的多重任务,也具有了从文学批评的角庋进行多重阐释的内涵:第一，孔乙己用“窃”丑换“偷”的言语行为,真切而具体地表现了人物当时的心境,即孔乙己不想让自己做的不光彩的事被人知道，他之所以用“窃”更正别人使用的“偷”这个词,不仅因为“窃”的发音开口较小，而且因为作为书面语的“窃”的所指内容“短衣帮”的人大多不理解。从语言交际的角度讲,当一个词语被说话者说出,而听话者不能理解词语所指的内容的时候,交际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当孔乙己说出的“窃”不能被“短衣帮”的人所理解之时，也就是交际停止之处，而当交际停止之后，孔乙己自己所做的不光彩的事也就在孔乙己自己的感觉中被模糊过去了(尽管事实上并没有被模糊过去)。第二，孔乙己用“窃”置换“偷”的言语行为直接揭示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即孔乙己尽管已经潦倒不堪了，却还要显摆读书人的架子，他用地道的书面语“窃”,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这正表明他比目不识丁的“短衣帮”要高一等，尽管无论从生存状态还是从谋生能力方面，孔乙己并非高人一等。第三，很有效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并与小说所展示的人物言语的特征相吻合。孔乙己穷困潦倒，却又摆着“读书人”的架子，平时喜欢说人们半懂不懂的话。他故意不说“偷”字，而说一个文气的“窃”字，不但表现了他的迁腐，而且也表现了他走向穷途末路仍死爱面以格特点。第四，则是以简单而实用的修辞技巧，通过幽默的手段表现了鲁迅对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以及隐含的批判思想。

（摘编自许祖华《鲁迅小说修辞论》）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留白”艺术使中国画体现出含蓄内敛的审美特征。当代画家李可染曾说：“空白、含蓄，是中国艺术一门很大的学问。”潘天寿认为：“中国画要求有藏有露，即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必须留下发人想象的余地，一览无余不是好画。”追溯中国画的发展史，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乃至在传统哲学思想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印证。郭熙指出：“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就是说以无示有，以断示连，而“留白”就是以空白表示无限，形成隐约含蓄的绘画表达。齐白石画虾，追求神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南宋马远因只画一个角落而被称为“马一角”，画面没有填色的空白处，可以是天空、水流、远山等，任由想象，如《寒江独钓图》，只是一叶小舟，一个垂钓渔翁，却让人有烟波浩渺之感，就是空白之处，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

以空白含蓄表达隐藏的内容、内心的情绪，也与中国画整体趋于写意、趋于精神层面的表达相一致。和西方绘画原则和审美精神不同，中国画更趋于对精神气质的表达，要求符合内在精神，是倾向于“善”的原则，而西方绘画倾向于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追求与表达，更趋于求“真”。中国画论中有“似”和“真”的观念，然而其中的“真”，在很多论述中，仍然不是西方的“真”，即与事物客观存在的状态或者规律相一致的意思。五代画家荆浩曾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真”即完整表现对象的风度气质。中国画在审美上超越了对事物外形相似的要求，而是追求深层的神韵，“留白”恰是因此应运而生的。西方油画中，表现黑夜就要用颜料涂抹出黑色来，而中国画对黑夜的表现可能就是画一轮明月，明月的周围全是空白，这是含蓄的表达，是中国式的通过心理感受获得的效果。

“留白”的含蓄表达，一是留下对未以笔墨呈现的景物的想象空间，一是对绘画作品感受上留下很大的余地。南宋马远《踏歌行图》将峻峭的山峰置于画面一角，以实笔绘树木山石，以虚笔勾画云雾山峦，留出大片的空白，其间的景物状貌大可自由想象。从对绘画的情境意绪的表达上，既有对画面空白处景物的想象还原，更有对画作及作者精神层面的感触。八大山人的荷花、小鸟、鱼等，传达的苍凉寂苦，郑板桥竹、石、兰花等，表现的桀骜独立的文人情怀，都是观赏者对空白处既进行了实际景状的想象还原、补充，同时，感受了绘画作品乃至创作者的情绪。

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以及为人处世的留有余地，都表明含蓄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心理，在艺术领域，又是一种典型的审美心理。中国画的“留白”实际是这一审美特征的显现。

（摘编自闫莉《中国画“留白”艺术的美学解读》）

材料二：

中国传统水墨画与西方古典油画不同，二者对于画面中空白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画家的认识中，画面里的留白，要让人产生对空间的联想，那里面有云烟、有雾气、有山峦、有溪水，甚至有牧童哼着乡间小调牧牛的场景。然而，这些丰富的虚景又全都被缥缈的水雾笼罩在了“空白”之中，让人浮想联翩。这便是中国画留白“意到笔不到”的魅力。正如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所言：“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且空而后能简，简而练，则理趣横溢，而脱略形迹。”

留白还有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余玉”，以布白突显灵动，以虚空诠释丰盈，类似音乐演奏中某一刻的“悄然无声”。恰如其分地处理画面中的留白，不仅可以营造画面的审美意境和作品氛围，体现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怀，还反映出艺术家对蕴于宇宙万物之中的“道”的解读。这正是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在本质上的差异。

中国画的创作和鉴赏都讲究“气”，在历代画论中，皆以“气韵”作为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气韵”大多依靠画面中的留白和取势等技巧实现。中国画里的留白，类似于围棋里的“气眼”。棋盘中放再多的棋子，如果没有留白，也是一盘死棋。落笔万千的画面，没有“气眼”，也是污秽沉闷的坏画。因而，留白其实就是中国画里常说的“取气”。而“取气”又分“密处取气”和“虚处取气”两种。其中，“密处取气”大抵意思是画面满密，留白极少，作品给人蓬勃丰盈之感，如王蒙一路；“虚处取气”指画中大量留白，笔墨极简，作品多为超然出世之作，如倪瓒一派。这两位艺术大家虽同为“元四家”，其在留白的处理上大相径庭，但流露在作品中的品格与追求却是殊途同归。这也是宋元文人士大夫对“超然于世外”的“士气”的共同向往。

留白，是中国美学的精髓。在中国画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意境营造方式，为作品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和万千意象；在道家哲学和佛教禅宗那里，它更是一种淡泊的心境，“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于纷繁嘈杂的日常生活中，给自己的内心留处清净的空白，则能感悟一份空谷幽兰的禅心。

（摘编自康益《留白，留的是什么？》，有删改）

①汉字，这个由点横竖撇捺所构成的方块体，像一个多姿多彩高深莫测的魔方，就用那么多的笔画，上下组合，左右搭配，纵横交错，内外包容，变幻出形态各异的魔块，构成各式各样的字体。

②对于汉字的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六书”进行了解释，并举了例字。“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六书”的说法，只是人们根据汉字的形体结构和使用情况而加以分析归纳出来的字体分类，并非六种造字方法，因为不可能有谁先制定方法再进行造字。

③汉字本身就是艺术品。它的书写发展演变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不同历程和创新推进，更有那些历代的书法家们把汉字挥洒得或古朴端庄，或龙飞凤舞，或力透纸背，或飘逸悠然，风情千种，仪态万方，淋漓尽致，灿烂辉煌。如果说中国画也能以自己的特色屹立于世界绘画之林，能与西洋画并驾齐驱或在商品市场上比油画稍有逊色，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文字能与汉字的书法相媲美，汉字书法是全球独领风骚、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

④对于秦始皇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这里暂且不作评论。但他实行“书同文”，是完全应该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的。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很多，有人说如果没有汉字，中国早就分裂成若干个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工具。汉字，既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载体，也是助推经济社会前进的动力。每一个汉字的形成都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每一个汉字的演变都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沧桑。随着时代的进步，汉字书写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钢笔涌入中国后，人们曾哀叹今后很少有会写毛笔字的了。电脑一经问世，人们又惊呼以后会写钢笔字的人也不多了。但是，我们坚信，无论用什么工具书写，汉字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选自刘明远《奇妙无穷的汉字》，有删改）

人工智能已经在国外的媒体行业大显身手，国内的AI+新闻进程也渐渐起步，人工智能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1月17日）

中国企业的排名上升是因为政府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中国2018年共计申请3万项人工智能公开专利，大约较5年前增加10倍，达到美国的2.5倍。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按领域来看，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领域的增长主要来自电子商务、数据搜索和语言处理等领域。图片处理专利表现尤其强劲，达到1.6万项，达到美国的4倍。中国在人脸识别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项技术可以通过视频中的画面判断人的身份。中国的专利有95%提交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海外专利申请。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人工智能比生物科技等传统领域更容易获得专利。

（摘编自《中关村在线新闻资讯》，2019年3月11日）

与微软小冰智能对话、看AI（人工智能）合成主播播报新闻、用智能医生“沃森”治疗肿瘤癌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到各行业各领域，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变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这是自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后，连续三年被写入报告。这无疑预示着，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表示，人工智能发展至今，开放是走下去的必要条件。只有把更多的数据、运算力、技术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展现出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足够宽的赛道。”李彦宏说，比竞争更迫切的，是找到更多创新点，创造更多价值，让技术更好地造福社会。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3月II日）

一是明确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统筹各方力量，加强相关研究，以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兼顾行业创新发展，明确人工智能在安全、隐私、公平等方面的伦理原则，制定人工智能伦理的指引性文件，对涉及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评估和指导。二是强化领军企业担当，加快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落地。在信息推荐、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等热点领域，推进企业引领示范，在产品设计和业务运营中贯彻人工智能伦理原则，让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务帮助人们成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同时，鼓励企业探索解决实践中产生的人工智能伦理新问题，共享行业经验，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和伦理的协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引领行业发展，凝聚全球共识。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究和制定，及早识别禁区，吸收和弘扬“以人为本”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让技术创新更好地造福人类，为国际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19年3月11日，李彦宏委员的发言原文）

唐诗的自然精神

刘宁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许多精神氛围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2018年10月9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能够把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迄今只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人化。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排除宗教领域，辩证法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拟人的神秘活体，唯物论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远人的机械实体。前者以黑格尔(Hegel，G.W.F.)为代表，后者以费尔巴哈(Feuerhac，L.A.)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建立了高超的历史自然观。马克思(Marx，K.)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的“人化”问题，即自然与社会统一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指出了社会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延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把自然和社会孤立起来对待，就必然无法清楚认识和正确处理现实问题。

第二，自然异化。人的基本特征是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外化使得人与自然同步提升。如果外化的结果不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增强，而是成为人的对立面，这就是异化。人与自然在早期有一种原始的统一性，但这是本质力量低下的表现。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变为人对物的依赖。高度分工把人挤压在各个狭窄的领域，使人的专长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人的创造性和动物性都被激发到顶峰。对个利的追逐造成人对人的冷酷剥离和人对自然的猛烈剥夺。社会财富和社会交往都发生根本改变，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异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有发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严重。

第三，自然归化。《资本论》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自然辩证法》提出关于“两个提升”的论断：“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人与人的协调一致，这是对原始协调的辩证复归，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程，而不是乌托邦，这种复归是人心所向。

（摘编自欧阳志远《论“三个自然”与生态文明》）

近日，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研究制订并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明确科技评价中要实施分类考核评价，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矫正在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的不良导向。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要求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

上述两个文件，侧重点虽略有不同，但都剑指“唯论文”及其流弊，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破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进一步落实，有助于推动解决“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等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在科技评价体系中，还是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唯论文”现象严重。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等，在项目评审、科技奖励、人才评价、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诸多方面均已成为核心指标。这种“唯论文”导向，在科技评价中没有做到分类评价、注重实效，在科研评价中没有做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综合评价。

实事求是地讲，论文的重要性非常高，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没有不重视论文的。论文在世界各国都是衡量科技创新、学术成就、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也是在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但一个“唯”字，则意味着论文至少是决定性的指标，间接意味着除论文以外的其他工作，即使不是可有可无，也肯定不是那么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论文成了“命根子”，围绕论文发表产生了无数怪象，形成了一条由代写论文的“枪手”、代发论文的中介和收费的期刊等共同形成的灰色产业链。

“唯论文”的评价指挥棒，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以论文发表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败坏学术风气，扭曲了正常评价，背离了学术初心。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评价、评定、评审和奖励机制，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问题频生的发动机。因此，改变“唯论文”的科技评价和科研评价机制，更多发挥代表作、同行评议、分类评价等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破除“唯论文”不代表论文不重要了，论文是学术界的“通用货币”，是国际科技竞争和科研竞争的必需要素。如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所称，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破除的是论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不发表论文的学术界是不存在的，不发表论文就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有中国声音。矫正“唯论文”及其流弊，要谨防产生与国际学术界脱钩的问题，继续鼓励中国学者发表高水平、高质量，有创新价值、体现服务贡献的学术论文。我们需要在破除“唯论文”中寻找更有效的评价机制更好地服务于科技评价、科研评价、人才评价等事关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

（摘编自任孟山《破除“唯论文”顽疾，树立正确评价导向》

热中议热

安黎

天热，就是天在发高烧。以此类推，天下雨，就是天在悲泣；天电闪雷鸣，就是天在发脾气；天阴，就是天心情郁闷。

天热，人就热。但人的热，和天的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天热，是天真的燥热，并把自己的热，释放出来，从而让大地滚烫，让草木发蔫；但人热，并不是人体真的很热，只是人的一种感觉而已。

天热好不好？从人的感受上，肯定是不好的。在酷热里，白天无精打采，夜晚难以安眠，那些令人生厌的蚊子，更是像喝了兴奋剂那般地载歌载舞，时不时就叮咬得人皮肤肿痒。然而，再好的物事都有人憎恶，再坏的物事都有人欢喜:一场大雨，带给这个人的，可能是丰收在望的憧憬，而带给那个人的，则可能是被洪水围困的惆怅。就天热而言，也不乏受益者，其中既有临时的受益者，也有终极的受益者，但归结到底，最终获益的，还是对其无比憎恶的人一一只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天热，西瓜就难以甘甜。西瓜，是靠暴晒才滋生蜜汁的。没有天热，稻谷无法成熟。稻谷，是在阳光的作用下，才聚集起饱满的粒…而西瓜和稻谷，最终皆转化为人的口腹之享。

不要责怪夏热，没有夏热，无以知秋爽；也不要责怪天冷，没有冬寒，无以知春暖。春夏秋冬，皆为大自然的蓄意安排和精心布局，无一多余。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人热，而不是天热。人一旦发高烧，犹如深度醉酒者那样，是很难将其唤醒的。人发烧，绝非吉兆，很有可能预示着灾殃的迫近。皮肤发热，一定是某个部位有炎症；头脑发热，一定会繁衍出丧失理智的疯狂。

人器官之发热，是用不着太过担忧的，也许扛一扛，依靠自身的调节功能，就能退烧。实在不行，吃吃消炎药，打打消炎针，轻易就能恢复常态。唯有头脑发热，最为难以医治，其带来的危害性也最为难以弥补。理智一旦被高烧烧毁，情绪就会如烈火焚燃，从而将人的正其带来的灰烬，使人的判断力瞬间骤降为零。重要的是，那些头脑发热者，从来不认为自己头脑异常，他们拒绝良药，拒绝良言，哪怕别人一句清风般委婉的建议，都会被他们视为挑衅自己权威的闪电，引发一场雷霆暴雨。他们像醉酒者不知己醉那样地昏晕，辨不清方向，亦辨不清气象；看不清路灯，亦看不清路障；无视世界的风云，亦无视人间的状况。

普通人的头脑发热，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或进行一些把陷阱当馅饼的投资，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至多，他给自己或自己的家庭，造成某种损失或伤痛，属于自作自受之类，不会“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但那些公共人物，一旦头脑发热，注定社会的某条系统，或国家的整个中枢神经，都会因他而失调失控。他的感冒，会导致社会的发炎；他的发炎，会引起社会并发症的发作—在这方面，就人类千转百回的发展史而言，惨痛的反面事例俯拾皆是，比如纳粹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和军国主义时期的东瀛帝国等。

天热，是一种自然现象，夏热之后就是秋凉；甚至夏热，也某种程度上应该被赞美:夏日的绚烂，就是由夏热之手绘制的；秋天的瓜果，就是由夏热之力催熟的。然而人热，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疾病，有百害而无一益，需要被警惕，被戒除。

时值互联网时代，话语不再被有话语权的人垄断，每一个个体，皆拥有发声的机会。面对一方小小的荧屏，在键盘上撒欢或者撒野，已成为很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人看不见自己，于是就可以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因为只要不涉及违法而免于被追究，于是就可以像泼妇一样地爆粗口，像流氓一样地耍无赖面对一个话题或一个事件，更是情绪化地煽风点火，无理性地上纲上线，热油猛炒，烈火熏，硬是将小题炒大，将凉事炒热，也使好端端的互联网，时而像滚烫的煎油锅，时而像无人打扫的厕所，或烟雾缭绕，或满地污秽。

要防止社会因发热而偏离正常轨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必要管控好自己的脑子，以避免其发热昏胀。

（选自《美文》，2020年16期）

中国当代文学历经了70年发展历程，其中散文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书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赞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涌现的典型人物，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使散文的纪实性增强，体现之一是报告文学发展成熟。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传诵一时的报告文学名篇。杂文也是这一时期广义散文的重要类型，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是其中的代表作。杨朔的《雪浪花》、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等作品，集中体现了该时期小品散文的创作特征，而其中的“诗化散文”被视为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精神号角。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及时反映在散文创作中，而散文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推动当代文学发展。“文革”以后，当代文学进入发展的新时期。散文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在题材、文体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出现了新特点，在处理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方面趋于成熟。1985年前后，小说、诗歌，戏剧创作出现显著变革，散文创作也开始寻求变革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后，“散文热”兴起：现代散文作品得以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不断涌现；散文刊物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小品专栏；散文写作者增多，非职业写作给散文发展带来活力；散文一度成为读者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品。散文再一次靠近大众，成为与读者阅读生活紧密联系的文体。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的出现，给散文写作带来了新的思路，也吸引了众多曾经游离于散文的读者。许多出自非职业散文作者之手的思想文化随笔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有深厚文化背景并且充分呈现写作者个人情怀的散文，以及以新的表达方式介入现实、关怀生命的散文受到欢迎。季羡林的《清塘荷韵》汪曾祺的《蒲桥集》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以及贾平凹等小说家的散文别开生面，为文坛带来一股新风。

回顾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新时期以来，散文的不同文类此消彼长，如报告文学和杂文逐渐从广义的散文中分离出去，成为与散文并列的文体。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与散文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也与写作者、读者、社会背景、文化生态等合力作用相关，表明文学意义与价值的产生无法与时代脱离关系，时代需要的是推动文学文体变革的根本动力。

（摘编自王尧《写出时代的美与精神高度》）

能够把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迄今只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人化。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排除宗教领域，辩证法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拟人的神秘活体，唯物论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远人的机械实体。前者以黑格尔(Hegel，G.W.F.)为代表，后者以费尔巴哈(Feuerhac，L.A.)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建立了高超的历史自然观。马克思(Marx，K.)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的“人化”问题，即自然与社会统一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指出了社会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延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把自然和社会孤立起来对待，就必然无法清楚认识和正确处理现实问题。

第二，自然异化。人的基本特征是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外化使得人与自然同步提升。如果外化的结果不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增强，而是成为人的对立面，这就是异化。人与自然在早期有一种原始的统一性，但这是本质力量低下的表现。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变为人对物的依赖。高度分工把人挤压在各个狭窄的领域，使人的专长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人的创造性和动物性都被激发到顶峰。对个利的追逐造成人对人的冷酷剥离和人对自然的猛烈剥夺。社会财富和社会交往都发生根本改变，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异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有发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严重。

第三，自然归化。《资本论》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自然辩证法》提出关于“两个提升”的论断：“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人与人的协调一致，这是对原始协调的辩证复归，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程，而不是乌托邦，这种复归是人心所向。

（摘编自欧阳志远《论“三个自然”与生态文明》）

①人类和自然共享一个地球，人类本应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保护自然环境，爱惜野生动物和植物，但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自我贪欲的满足，人类不断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一些人认为，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穷尽宇宙的一切奥秘，万物的一切应该臣服于人类的利益，服务于人类的需求。

②从道德境界的角度来看，这种道德观念，实质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当作自然界的唯一主体，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只是具有低级生命体征或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实际上，人类来自大自然，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能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不遵守大自然生物链的平衡原则，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大自然。人类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保护自然界的一切，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以人类为事物的中心的学说被称作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学说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中心，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目的，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应当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解释。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帮助人们摆脱中世纪神学统治，将人从天国拉回人间。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自我贪婪的欲望中，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原本和谐的大自然。

④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致命的自负流弊，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应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认为人们应当进行一次彻底的“伦理革命”或“道德革命”，让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享受道德主体的地位和道德资格。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倘若将大自然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道德共同体范围，那么人们就连踩死一只蚂蚁，拍死一只苍蝇，甚至是杀死自己豢养的一头猪，都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将失去主体性和能动性，面临较大的危险。

⑤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流动的处于永恒变化的自然做了正确的解答。因此，我们既不要痴迷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要沉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同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在科技伦理和道德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而不是以“去道德化”的立场为所欲为。

⑥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节选自欧阳辉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道德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