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小说《地泉》是作家阳翰笙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地泉》再版之际，阳翰笙邀请作家茅盾。为其作序。茅盾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泉》“缺乏对于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有感情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为人作序，像茅盾这般指出作品不足，而且言辞如此犀利者，并不多在再版后的《地泉》一书中，阳翰笙不仅全文收入这篇序言，还收入了其它几篇含有批评意见的文章，目的就是“使我及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他们正确的批评中，得到些宝贵的教训”。

焦菊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总导演，曾针对戏剧界过于看重明星效用现象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靠明星赢得了眼前的票房，但从戏剧艺术的长远健康发展看，也得不偿失。所言理性中肯，并不怕薄了那些熟识的舞台明星的情面，对当时一味追逐明星的舞台倾向发出了清醒之声。

这表明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镜子与良药。今天，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层出不穷，尤为需要文艺评论增强朝气锐气，更好发挥激浊扬清、褒贬甄别的作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和锐气，是来自文艺现场的呼唤，也是推动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首先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对文艺评论者来说，具备批评精神意味着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碍于情面，避而不谈，要客观公正地从作品出发，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判断与评价。事实证明，那些不痛不痒、回避问题的文艺评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终将行之不远。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具备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能够帮助自己客观认识创作得失，提升艺术创作水准和思想认识水平。对读者观众来说，通过批评性的意见能更全面地认识文艺作品，更深入地理解文艺现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有洞见的文艺锐评更能得到受众的信赖珍视和自发传播。倡导批评精神、强化褒贬甄别功能的文艺评论，还有助于营造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促进文艺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以扎实的专业素养为根基。评论者要能够从思想、艺术等多个维度，对文艺作品做出精到的分析，指出不足的同时也肯定优长，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在20世纪戏曲艺术的现代转化中，古老的戏曲艺术之所以能够去芜存菁、重获新生，一些理论评论家的专业眼光和评论引导功不可没。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还要走出书斋和自我的小天地，深入广阔的文艺现场。只有深入文艺现场，文艺评论者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敏锐的感受力和精准的判断力，才能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及时捕捉到文艺创作、文艺生态与文艺思潮的新动向与新气象。这样写出来的文艺评论，也就跳出了“自说自话”“隔靴搔痒”等窠臼，言之有物、生机涌动，更容易引发共鸣，让文艺评论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文艺的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文艺评论。增强朝气和锐气，新时代文艺评论必将大有可为。

(摘编自徐馨《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

材料二: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是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但事实上，因为利益和偏好而对文艺作品进无原则吹捧和无根据棒打的现象却总是存在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在《骂杀与捧杀》中就批评过这种“骂”与“捧”的乱象，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公号、微博、短评、短视频、弹幕等，构成文艺评论的大千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的驱动，骂杀和捧杀现象常常出现。其恶果在于，扰乱文艺评论的生态，混淆观众和读者的视听，引发种种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文艺界的公害，不仅影响到创作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也伤害了观众和读者的权利。

这种骂杀和捧杀，其共同点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罔顾理性。有的对文艺作品过度拔高，甚至举劣为优，“艺术创新”“史诗”“才华横溢”“艺术高峰”“黑马”等帽子满天飞，背后其实反映的往往是票子、圈子、面子这所谓“三子”的利益;有的则是对文艺作品大打出手，指责作品一无是处，而事实上剧集才刚刚开播、电影还没有上映，他们只是根据演职员名称、幕后消息、映前广告等就盖棺定论，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好恶、博眼球动机和种种不可告人的商业利益。与此相关还有完全主观的选边刷高分和选边刷低分，党同伐异、硝烟弥漫，造成评论生态的种种不健康乱象。创作者们深恶痛绝，观众读者嗤之以鼻。

(摘编自尹鸿《肃骂杀捧杀之乱象，倡风清气正之评论》)

材料一：

费孝通先生谈“差序格局”是从私说起，私的问题是个群、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于是，费老先生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

中国的社会不像西洋社会，西洋社会是团体社会，称为团体格局，“像由几根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西洋社会结构里，团体格局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在同一团体中，各个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是一种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煞个人。中国社会结构里，差序格局是一种有差等的次序，有远近、亲疏的差序。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在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中，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李鹏亚《读<乡土中国>——对差序格局的理解》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塑造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对这种情形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

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摘编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①当今之世，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文艺创作的大门也随之面向大众敞开。一机在手，可以随时发表己见，这的确是时代进步的一大标志。但与此相随而来的却是有些文艺作品泥沙俱下，缺乏精神境界，文艺生活化变成文艺腐俗化。有一种观点甚至否认文艺与人生精神境界的联系，认为文艺作品的境界只有不同，没有高低。这显然是当今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流弊。

②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精神方面。人生在世，处处受外在世界的必然性、规律性限制。卢梭说：“人性本自由，却无往不在束缚中。”人生精神发展的过程，就是凭精神能动性不断克服各种限制束缚，以达到高远自由境界的过程。发展过程有高低层次之分，这同时也就是人生境界的高低之分。最低的是欲求，只满足“食色”等自然之性。在此最低欲求境界之上，依次尚有求真的科学认知境界、求善的道德意识境界、求美的审美意识境界。审美意识之所以为最高境界，在于它完全突破人生各种限制的束缚，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高远的无限性整体观点看待具体事物，而科学认知和道德意识还不能突破或不能完全突破有限性的束缚，以达到此境。文艺作品乃审美意识的产物，它是人生精神境界发展到极致的结晶。文艺作品都是以有限的形象表现无限，从而超越有限而进入无限自由之境。不达此境，不可能创作出杰出的文艺作品。审美又有高低层次之分：声色之美是低层次之美，心灵之美才是高层次之美。单纯的声色之美，只求悦人耳目，缺乏深层内涵，不能触动心灵。声色之美与心灵之美，从审美的本质意义来看，是相互隶属、不可分离的。心灵美不能离开形象（声色言词），这一点毋庸多言，就声色之美而论，如果没有心灵境界的支撑，则必然陷入庸俗。认为艺术只讲声色而与精神境界无关，是一种精神境界不高的表现。

③西方古典艺术后来遭到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只讲声色之美，太表面化。我们要深入到感性美背后，追求精神境界。被称为“后现代艺术之父”的法国画家杜尚提出，艺术不仅要为生活服务，同时也要为思想服务，光感性美，没有思想，不算真艺术，艺术里面要有思想性。一般来说，西方传统思想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这点跟中国不一样，我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的东西融合为一。比如西方人认为：开就是开，关就是关，“开”和“关”彼此排斥。但杜尚创作了一扇门，开就是关，关就是开，他用这扇门表现正反两面是合一的。这个门本身没什么好看，但有思想性，你看到他的门，就会想到正反合一、阴阳合一。杜尚艺术有过分抹杀感性美的片面性，但其深刻合理之处在于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值得当今社会中一部分讲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人借鉴。“艺术要生活化”并不是要人只讲单纯的声色之美，更不是要人沉溺于最低的欲求之境，而是要把我们的精神境界提高到真正的艺术水平，使我们既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最终以“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为人生境界。

（摘编自《艺术当追求提高境界<文化经维>》）

在高手如云的湖北文学界，裴高才以潜心钩沉乡贤“史记”、妙笔多产而闻名。虽然全国各地都有热衷书写本土文化的志士仁人，相关成果也相当可观，但像高才兄如此多产、且影响远及海内外者，似不多见。他的一部一部作品，气象恢宏，既重现出黄陂先贤的光辉业绩，也不断彰显了湖北黄陂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研究荆楚特色文化——黄陂文化现象，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人文精神，做出了蔚为大观的贡献。他的满腔热情、丰硕著述，是湖北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也为书写，光大本乡土的文化事业，竖起了一根引人瞩目的标杆。

“无陂不成镇”这一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名满天下。高才集十数年之功，终于完成《无陂不成镇》这部文化专著，是作者对“无陂不成镇”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征进行的系统解读，颇有识见。概括起来，该书的显著特点大抵有三：首先，作者将“无陂不成镇”放在世界的坐标——古代文明带的中轴线北纬30。视域里，结合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发展过程，进行解读，揭示其文化特征。其次，作者广采博览，旁征博引，在史料开掘上多有用力。通过研读《诗经》《楚辞》《史记》等中华文化经典，探寻“无陂不成镇”的文化源头。同时，搜索考古成果、方志、笔乘以及诗词名篇，从中发现相关历史碎片，并以多重证据将其串联起来，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再次，穿插人文掌故与民间传说，叙介“无陂不成镇”现象，文史交融。一言以蔽之，通过探寻文化现象，意在启发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弘扬敢为人先、南人北相的正能量，从而走向文化自强。

在荆楚文化版图上，黄陂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它孕育了殷商盘龙古城，又是木兰文化与程朱理学的发源地，还是“诗歌之乡”“楚剧之乡”“泥塑之乡”“大鼓之乡”等；既默默创造了“九佬十八匠”走遍天下的奇迹，使“无陂不成镇”的俗语家喻户晓，也是许多文化名人的故乡。今天的大武汉，根基可以上溯到盘龙城；而武汉方言也与“陂调”密不可分（所谓“汉腔陂调”）；武汉美食好些也来自黄陂……如此说来，研究武汉，不可不从研究黄陂开始。而黄陂所以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显然也与那里不寻常的民风，以及那民风中闪烁的精神有关。黄陂古属楚地，民风必然延续了楚风的热烈、强悍。所谓“敢为人先”的精神，本原于此。所以，才有“九佬十八匠”闯荡世界的美谈，才有黎元洪就任“首义大都督”的传奇，才有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通过读书、考试，或者通过经商改变命运、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壮伟奇观，才有“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和“孝义兄弟”刘培、刘洋那样感天动地的孝行义举。同时，黄陂人创造的文化奇迹、商业奇迹、政治奇迹，再次证明了楚人的有才、多才。正所谓：“无陂不成镇，惟楚有高才。”

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巨大转型中，“无陂不成镇”的现实意义何在？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那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其中关于“小城镇怎样成为农村的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的思考，至今仍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既然黄陂人早就创造过“无陂不成镇”的奇迹，那么，“九佬十八匠”的成功经验不就依然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吗？

（选自樊星《元陂不成镇，惟楚有高才》，有删改）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往往蕴含着照亮未来行程的智慧之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商帮，晋商与徽商在明清之际，曾走过一段兴衰波澜之路。在中国正在发展新的商业文明之际，研究晋商与徽商的兴衰嬗变，找到当代商业文明的最佳模式，是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历史比较历来是有难度的研究领域，对作者的知识面、研究深度要求很高。数十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两大商帮进行过研究，但少有专著和论文对这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庞利民先生的《晋商与徽商》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晋商与徽商的崛起，是明清时期的奇迹，对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山西与徽州，一个在黄河以北，一个在长江以南，一北一南，相隔万水千山，但晋商票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及“无徽不成镇”的谚语，人所共知。

山西票号的问世是我国封建社会金融业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现代银行的雏形。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庞利民先生十分关注商业文明发展之道。书中提到，晋商最独到、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清朝道光初年创办了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它创建的经营管理制度，如东伙分离的掌柜（总经理）负责制，股权激励的顶身股制，集团运作、总号分号一体化，以及它的‘酌盈剂虚，抽疲转快’资金调拨原则等经营管理经验，已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对我们而言至今仍有学习借鉴的必要。”

而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与其崇尚“贾道儒行”“以贾衍文”的本质特点是分不开的。徽商崇拜的精神领袖是南宋时期的朱熹，曾几何时，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被称为“新安理学”。书中阐述，从徽商群体的思想到行为，可以看到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从而体现出儒商的风范。

面对同样的史料，每个人都有独到的眼光和思考。总体来看，作者利用在山西、安徽生活工作之便利，走遍两地山山水水，将分析史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加上书中所列140余部参考文献，使得该书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可读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严谨的工作作风，让该书做到了概念准确、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

（选自《在历史比较中弘扬传统文化——读庞利民先生著作<晋商与徽商>有感》，有删减）

雕版印刷术是活字印刷术的前身，在我国印刷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雕版印刷历经唐、五代，在宋代取得了空前发展。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对宋诗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歌发展到唐代，已达到顶峰。宋诗的境界虽然难以和唐诗抗衡，但宋人还是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让宋诗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宋诗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是分不开的。正如张高评先生所言：“雕版印刷之崛起与繁荣，所触发的图书流通、知识传播效应，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极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是宋诗特色形成之中介，是‘诗分唐宋’之重要触媒。”

宋人运用雕版印刷刊刻了大量宋人诗歌集，并为宋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中收集的有传本的宋人诗、词、文合集共739种，《唐集叙录》中收集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108种，两者相比，唐人传世文集的种类约是宋人传世文集的1/7在唐代，文人诗集大多依靠抄写的形式流传，传播范围受限。可是在雕版印刷繁荣的宋代，文人诗集大多能得到及时广泛的刊刻，一些有名望的作家的诗集一经刊出，就被人争相刻印流传。名声不大的文人，其诗歌在经后人整理后也能刊刻。无论哪种模式，只要被刊刻，都有利于作品的保存，并能为作品进一步流传奠定基础。

宋代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刊刻宋人诗集，这使诗集传播途径更加多样化。宋人的诗集通过雕版印刷成册后，如果仅局限在保存的层面，那么诗歌的发展则会停滞，只有让这些诗歌作品真正进入传播渠道，它们的价值才会得以更好地凸显。在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让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样，传播途径之一是官方传播。所谓官方传播指通过官方渠道对诗歌等文学作品进行传播，其主要表现就是宋朝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大量编刻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学类书籍。宋朝统治者除了重视正常的修书外，也重视对文人作品集的编纂和刊刻。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云，“六月壬申，门下侍郎薛昂奏：承诏编集王安石遗文，乞便不置局，差检阅文字官三员。从之。”这样王安石的诗文在统治者的重视下，镂板传世。除了官方传播，还有以盈利为目的通过书肆等场所传播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商业传播。书肆之所以会刊刻众多诗文集，其原因在于获利颇丰。北宋《渑水燕谈录》曾记载：“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之。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书肆让宋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对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苏轼的诗歌正是由于被商家大量刊刻，才能家喻户晓，这就提高了他的文坛影响力。还有一种传播方式是民间传播，它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目的在于保存经典，传播文化。比如一些世家大族，从弘扬前辈先贤的文章功业，启迪儿孙的层面考虑，刊刻了一大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例如周必大所刻的《欧阳文忠公集》。

宋代通过雕版印刷来传播宋人诗歌，这对文学流派影响深远。对文学流派总集进行雕版

印刷是文学流派形成乃至壮大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因素。最为典型的当属江西诗派。宋徽宗初年，吕本中把以黄庭坚创作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诗集通过刊刻传播的形式，汇聚了江西诗派众多诗人的作品。到了南宋末年，即使诗坛后学之风已逐渐发生转变，江西诗派仍是诗坛的主流。其原因就在于诗集的刊印传播，将此派诗人那些分散的作品汇聚在一起，更好地延续和发展了诗派的传统。

（摘编自《宋代雕版印刷传播对宋代诗歌的影响》）

材料一：

历史学进步、新陈代谢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进发出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教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先看传统史料的数字转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传统史料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数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录。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档案资料来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丰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破坏、篡改和散佚。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于历史学的“教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

（摘编自周兵《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

材料二：

就历史学内部来说，历史地理是最早自觉引入各种教字技术的领域，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分不开。而经济史领域因为处理量化资料，也很早就引入统计分析软件，并且建设数据库。不过，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来说，进一步开发适用的教字人文工具也存在一些困难。虽然传统中国史料中也包含大量经济相关的数字，但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面临诸多瓶颈。仅就最基本的价格与度量两类数字来说，银两有多种不同的成色、计重，各类货物的称重、体积也都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如果这些数字不能进行统一的换算，就很难应用现有的数字人文工具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推动我们去思考如何结合史料与研究主题的特性，开发有针对性的教字人文工具。

任何一种技术、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适用限度，须与其他研究方法技术相配合。数字人文热之下，更需要我们对历史学学科传统进行冷静地审视与反思。数字史学研究必须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否则研究工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技术方案自然也就“无的放失”。数字人文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辅助研究者进行史料辨析、建立因果链条等，但是数字人文并不能代替研究者决策。至于历史感的形成和升华还是需要依托传统方式，阅读、写作、经历、田野考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能够使这些方法的运作更为有效，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感的培养方式。

（摘编自《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极高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趋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脾气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网络平台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

材料一：

口述史工作最理想的访谈对象，当然是历史的亲历者。这是重点访谈对象，却并非唯一的访谈对象。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先行对他的亲友、同事、学生展开访谈。通过访谈他周边的人，了解重点访谈对象的家庭、工作经历、性格，能更好地辅助口述史工作者掌握历史亲历者的背景资料。在展开访谈前，能够针对其性格、经历来设计提问，更好地引导被访者，使采访事半功倍。

一般来说，前期资料的搜集主要通过查阅公开出版物和档案来完成。翻阅公开出版物后，对历史事件将会有个大概的把握。剩下的就是探索历史的细节。要还原历史，不仅要从大处着眼，细处也非常重要。历史的细节可以通过档案资料和口述来得到，这就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在开展工作前先行做细致的调研和思考。

在开展工作前，可以和访谈对象确定访谈的次数。根据访谈的次数，把一个大主题划分成几个小专题：可根据实际情况，或是以时间段来划分，或是以事件来划分。每一次访谈，应以一个小专题为主，事先确定好提问的内容。两小时的访谈，一般约可设置十个大问题，提问和讲述的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问题的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在访谈开始前，可先将事先拟好的提纲提交给被访者，让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这样，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也不至于无所适从，或者花费过多的时间思考。

（摘编自胡晓菁《做口述史工作的几点体会》）

材料二：

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与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的跨学科紧密相关：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资料的解释需要诠释学和心理学理论，等等。概言之，口述史学实践与研究本身具有多元属性与多元特征，因而它能够充分吸收与借鉴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与理论，形成跨学科特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汲取人类学、叙事学、文本理论、批判理论和记忆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而不断深化与革新。以口述史学的核心问题“记忆”为例，当代口述历史研究者吸收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有关个体记忆、自传记忆、大众记忆、集体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创伤记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口述历史记忆问题的解释模式与理论框架。

口述史学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与应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口述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在跨学科应用中，初级形式主要是利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来记录、保存、书写与传播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史，其学科门类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军事学等众多学科。比如，国内较具代表性的口述历史计划是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11部门于2010年正式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其部分成果是目前已经出版50余种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同样，大英图书馆和科学博物馆也曾于2009年联合启动英国著名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口述历史计划——“英国科学口述历史”。此外，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还体现为其学术术语、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学科理论与功能在其他学科与领域中的交叉借用与整合。比如，在医学研究中，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史学用于老年医学与怀旧治疗等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领域，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老年失忆或经历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出一门具有高度跨学科特征的新兴学科——叙事医学。此外，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还涉及众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如环境保护、反贫困、历史文化保护、市场营销等，因而其研究成果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摘编自杨祥银《激活多元功能，充分发挥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价值》）

材料三：

口述史学家在新世纪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口述历史的自传模式问题。众所周知，个人回忆的生动翔实是口述凭证的一大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历史学家B·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只保存了“一大堆废物”。尽管多数历史学家不同意塔奇曼的观点，但也认为口述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潜力，因此必须设法确定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口述史学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回忆的可靠性问题。叙述者的原始材料无论多么完美，但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更不能代替对历史的解释。除了采用综合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之外，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实物资料的相互印证和补充是至关重要的。

（摘编自杨雁冰《口述史学百年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