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收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署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礼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网在纲，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不可无“我”

钱谷融

艺术活动，不管是创作也好，欣赏也好，总离不开一个“我"。在艺术活动中，要是抽 掉了 “我”，抽去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成为一种艺术活动，也就不会有感染人、影响人 的艺术效果了。

当然，离不开“我"，并不是只有“我"。“我"是时时处在“非我'‘的包围影响中的“我"。 所谓“非我”，就是“我”以外的一切人以及包围着“我”的客观现实。

文学艺术总应该是生活现实的反映，而不能只是作者的自我表现。但文学艺术的反映，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反映，它必须是具体的，形象的反映。不使自己化为张三李四，不感受体 验着张三李四的思想感情，就写不出张三李四来；不使自己融入客观现实之中，不呼吸着客 观现实的气息，不感受着客观现实的脉搏，就写不出生动的客观现实来，所以，创作者首先 必须要有一个“我”化为“非我”的过程。

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之所以要写出张三李四等任务来，要反映客观现实，不是无所谓的， 不是为张三李四而写张三李四，为反映客观现实而反映客观现实；他是有目的的，是为感染 人、打动人而写张三李四，为影响现实、改造现实而反映现实的。所以，艺术家又不能使自己完全化为张三李四，完全没入客观现实之中，而一旦仍要不失“我"之所以为“我"，要 能在对张三李四的描写中，在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中，表现出“我"的鲜明的是非爱憎之感来。

所谓要在“非我”之中表现“我”，无非就是要在作品中渗入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这， 我认为正是创作的主要之点。创作者正是为了要表现他对周围人物、对客观现实的态度，表 现他对社会的歌颂或抗争，才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在创作活动中，决不可无“我”。

表演艺术最能说明这样创作的辩证法。俗话说“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演员演岳飞应 该像岳飞，演秦桧就应该像秦桧。但只是像岳飞像秦桧，而不能也不应该使自己就变成岳飞， 变成秦桧。演员不应该完全丢掉自己。他应该让人透过他的表演，感知到他对他所演的角色 的爱憎感情，而完成他的最高任务。

对于欣赏者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艺术世界，要能欣赏它，首先必须 走进这个世界中去。不跑进去，而只站在外面，站在旁边，那是既不能领会作品中人物的思 想感情，也不能领会作者创作的意图和甘苦的。但是叫你跑进去，并不是叫你去跟着作品中 的人物跑，把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当作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叫你完全听任作者的 摆布，对他所表现的是非爱憎态度表示绝对的顺从。而是应该走进这个世界。不能迷失在这 个世界中，要发现这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要能在这个“非我"世界中，找回你的 自我来。要对作品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作者所灌注在作品中的是非爱憎之感，表示出你个 人的独立的态度来，显示出你的鲜明的个性——“我”来。所以，在欣赏活动中，也不可无 “我” ．

艺术活动不可无“我”这一特点，可以最鲜明地从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首先要有一 个体验的过程上看出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但在他提笔之前，必须先有丰富的生活、真切 的体能；就是在他提笔之后，他的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也还同样是体验的过程。他必须有 一种如同身临其境、亲见其人的感觉，才能进行创作。对于欣赏者来说，他要是不能首先体 验创作者所灌注在这一作品中、灌注在他的人物之上的思想感情，他就不能领会欣赏这一作 品。而他的领会欣赏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体验的过程，至少是同体验的过程不可分的。总之， 要是没有真实的体验，缺乏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不把“我”浸染于其间，那是艺术的 门外汉，既谈不上创作，也谈不上欣赏。

①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必然要关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层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制度的创建和运行是其中的关键，因而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②“制”和“度”两个字，虽然在上古文献及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里面就可以见到，但将它们合在一起，形成“制度”这个概念则比较晚，可能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当然，有的文献认为黄帝创建制度，也有文献认为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在制定制度。

③制度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在社会生活中，大至国家行政，小到民众日常，无不与制度相关。我国古代有识之士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说，治国须有“絜矩之道”。所谓 “絜矩”，就是规矩制度。宋代的思想家朱熹说：“如礼乐刑政，文为制度，触处都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引当时人的说法认为：“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须有规矩制度，使各守其分”。

④制度的创建，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人民群众实践和社会发展实际反复研判权衡的结果。例如，周代以礼乐文明著称，其礼乐制度主要保存于“三礼”之中。《周礼》讲王朝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阐释各种礼仪制度的精神和意义。

⑤制度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形成的，有些制度可以运行数百年之久而无大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其顶层设计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源起、发展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适应社会选拔人才的需要，是古代中国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相比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言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所以尽管其弊病不少，但运行了上千年之久。

⑥还有一些重要制度必须依照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所谓“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诸侯国都在进行的“变法”，实际上就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变革。拿著名的商鞅变法来说，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国家授田制代替传统的井田制、以军功爵制代替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如果对于这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变革没有认识，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不大可能的。

⑦王国维认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这是一个很精辟的观点。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实践、发展理念的结晶，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其制度可以说是最佳门径。

（选自晁福林《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人民日报》，有删改）

【推荐2】①这不仅是一个诗人的问题,也是一个读者的问题,即在一个价值混乱、物欲横流的时代, 有什么诗意可言?我想在此疑问中所包含的潜台词是,诗意是优美的。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能正符合人们对诗意的认识:语言流畅,意味隽永,有淡淡的哀愁…… 中国读者的阅读能力也就到这个水平,他们向诗歌要求自我原谅、自我撒娇、正面的道德价值、小布尔乔亚情调。

②为了反对这样一种浅薄、庸俗的时代趣味,中国的青年诗人们努力拓展诗歌的写作题材,强化写作力度。但或许是阅读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创造力不足,或许是由于思维的群体惯性,时至今日,中国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要么描述石头、马车、麦子、小河;要么描述城堡、宫殿、海伦、玫瑰;贫血的人在大谈刀锋和血;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在呼唤上帝。他们说他们已经“抵达”——抵达了哪儿?他们反复引用里尔克的“挺住意味着一切”—— 他们为什么要挺住?乡村、自然、往昔、异国、宗教,确有诗意,但那是别人的诗意。

③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在文学写作中扮演着陌生的角色,但当代中国诗人退到远方和过去,并非真能从远方和过去发现诗意,而是发现了那些描述远方和过去的词汇。那些词汇由于被其他诗人反复使用过,因而呈现出一定色泽,其自身就包含着文化和美学的积淀;它们被那些懒惰的、缺乏创造力的家伙们顺手拈来,用进自己的诗歌,而这样的诗歌既不提示生活,也不回应历史,因而完全丧失了活力。我并不是说只有今天的诗人们才如此省力地写下他们的作品,释皎然在评价大历年间诗人们的作品时就曾指出:“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

④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述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象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 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⑤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灵感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此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 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 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关于诗学中的九个问题》)

“五岳独尊”的泰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名山、神圣之山，经过悠久历史积淀形成的泰山文化，寄托了“国泰民安”的民族意愿，承载了“和合共生”的民族精神。

泰山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无论是帝王巡狩，还是封禅、祭祀，都把泰山与社稷苍生联系在一起，希冀和祈求的都是江山永固、国泰民安。“泰”之本义，即有强大、安定之意。只有国家强大安定，才有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时，“和合共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融合、国家治理等内涵，也与“国泰民安”相关联。

在《诗经·鲁颂》中，既有耳熟能详的“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也有“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的诗句。后人解释“如冈如陵”时称：“如冈如陵，即国家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维之意。”也就是说，早在《诗经》形成的年代，已经把国运长久、国家强盛、国泰民安，比喻为“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维”。屡见于历代史籍的“居累卵之危，，币图泰山之安”“天下之安，犹若泰山而四维”“天下巩固，屹若泰山之四维”等等，均言简意赅地点明了泰山与“国泰民安”的内在联系和文化内涵。

泰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国泰民安的文化特征呈现出多元色彩，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泰民安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与国泰民安一起，成为泰山文化的一体二翼、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基本精神，强调“贵和尚中”，即《礼记》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泰山文化中的“和合共生”，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人合一，二是和谐包容。以“功成受命”“易姓告代”为标识的泰山封禅是天人合一的体现，泰山文化表现出的天人合一还在于泰山的祈雨活动。泰山神“灵显昭著，佑庇万民”，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肤寸成云，霖雨天下”。泰山的祈雨活动，在天人合一方面是“天心感召”，在官员方面是“遵旨度祈”。

泰山文化中的和谐包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这种“和合”，既包括了“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合”，也包括了齐鲁文化之合，以及泰山儒释道文化之合。泰山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之区，儒学一向兴盛；同时，泰山是道教的孕育之地，泰山的佛教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普照寺、竹林寺、灵岩寺等佛教寺庙同样得到发展，香火繁盛。泰山文化中和谐包容的起源，也与李斯《谏逐客书》中的名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有关。“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本意在于虚怀若谷，广纳天下之才，容事容人这种包容精神后来被上升到了治理国家的高度，“泰山不争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此言治国之道”。

泰山文化丰富多彩，但从根本上说，泰山文化不仅是一种山岳文化和区域文化，而且是具有泰山特质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在这个基点上，作为泰山文化精髓和主体的“国泰民安”“和合共生”，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

(摘编自陈锋《泰山文化的形成与精髓》)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鲁迅毕生都在批判传统文化，以他为代表的激进思潮造成了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的断裂。这种观点表面上好像是有根据。的确，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有时候他的批判态度是非常偏激的。

五四时期，鲁迅一谈到旧制度，旧文化，就深恶痛绝，有时候他把话说得很绝。他曾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不可否认，在对待传统这个问题上，鲁迅的确采取了和惯常的思维方式不同的那种叛逆的评判，这让人震惊，又让人清醒。

在《狂人日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吗？”这是狂人的话，其实也是鲁迅的质疑。对于普通人来说理所当然的事，鲁迅会质疑，他可能有独特的发现。清朝乾隆年间花了13年时间修的《四库全书》，一般人都认为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但鲁迅却认为，这种编书的行为也是一个文化的“统制”，是以胜利者的看法来批评和征服汉族的文化和人情。因为清朝的文字狱、烧书也是与编《四库全书》同时进行的。当时在《四库全书》之外，被列为禁书的一共有13600多种，烧掉了15万册。鲁迅得出一个结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给抹去了，这就是所谓篡改历史，强迫遗忘。”

这样的例子在鲁迅的作品里比比皆是。鲁迅对传统始终是采取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他用另外一种眼光，透过历史的本质重新去思考，去评判。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它给人一种警醒，使人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合我们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

现在也有些学者在批判鲁迅，认为鲁迅提倡不要读中国书。鲁迅在《青年必读书》里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和厌世，所以主张少看和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只看这个言论，似乎太绝对了，但问题是，当时正逢五四落潮以后政府主张重新尊孔读经，所以鲁迅提出少看中国书。这是特定语境中的文学表达，其中蕴含着鲁迅的一种整题感悟。

我们读鲁迅的时候，不要逮住他一句话，就认定这是一个论文式的结论，实际上这是一种批判式的文学表达。他不是写学术论文，他写的是杂文，他是文学家。传统文化中有精华的，也有糟粕，不能笼统地褒或者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时候，鲁迅那个时代的人就要冲破这个铁屋子，就要采取一种断然的态度，所以说话比较偏激。他认为在中国如果不大声疾呼，用决绝的，而不是温吞的态度去告别旧的时代，那是做不成事的。在中国做事，用他的话说，是“搬动一个桌子都要流血”。

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那一代人比较激进的原因，这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现象。

把古代传统文化作为整体来看待，鲁迅是全盘否定的，他不讳言自己是激烈的，这是他的一个策略。但鲁迅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他有学者冷静和严谨的一面，他在批判传统的同时，也用大量的精力在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发掘其中有活力的东西，可以借鉴的东西，可以转化的东西。鲁迅一生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整理了22部古籍。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大上过中国小说史这门课，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到现在还是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研究的标杆性著作。

（节选自温儒敏演讲《怎样读鲁迅的作品？》，有删改）

以大宋史视野来看，在宋朝立国三百余年间，中国绝不仅仅指宋朝，还应包括辽、夏、金、蒙，以及相继并存的大理、吐蕃、西辽、回鹘、于阗、黑汗等民族政权在内。当时，宋，辽、夏、金与蒙元政权，无不视对方为外国，但又无不主张“天下一家”而自称“中国”。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足之势，不仅在疆域一统方面，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在军事角逐中也基本上没占过上风。自内藤湖南主张“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经其弟子宫崎市定充分阐发，针对宋朝汉族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并峙格局，他强调民族主义的自觉构成大宋史时段民族关系的鲜明底色。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重新高扬“尊王攘夷”的大旗，并注入新内涵，宫崎称之为“汉民族国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

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民族主义自觉并不限于宋朝汉族政权内部。在大宋史视野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与宋并峙的民族政权，一方面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制度，另一方面却自觉坚持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契丹始终以北面官系统作为主导性“国制”；西夏立国礼乐衣冠“悉用蕃书胡礼”；金世宗“大定之治”时强调女真本位的各种举措，都是众所周知的。与此同时，金亡之际，金朝将帅履践“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的信念，拒绝失节降敌，也印证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民族气节的接纳与认同。

两宋存续期间，与辽、夏、金及蒙元之间的民族战争几乎伴随始终，而宋初攻辽、金灭北宋、建炎南渡，元灭南宋等时段的民族战争尤其酷烈，带来的破坏也毋庸讳言。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再度衡估。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最大程度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对弱化了骑马民族政权的原始野蛮性，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

（摘编自虞云国《大宋史视野下的民族关系》）

就中国小说重视“说”和“讲”的传统而言，说话简直就是小说家的天职。说话方式及意味的不同，不仅关联着小说家身份功能的变化，也折射出文学生活的变迁。20世纪以来，小说家最为特殊的说话方式是，以教师身份向以学生为主的听众讲授小说。借用毕飞宇新近出版的讲稿题名，我们可将那些由课堂讲授整理而成的出版物统称为“小说课”。

小说课的兴起，应归功于大学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创新。在以往的文学教育中，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虽不至于分疆而治，但很难做到亲密无间。小说课却几乎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三者间的交叉融合。讲授者的初衷虽不是讲成小说史，但在选讲经典篇目时，已无形中完成了类似文学史的筛选工作。课堂上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时刻要求讲授者兼具文学批评的眼光和文学理论的修养。也就是说，讲授者实际上身兼小说家、批评家、教育者等多重身份。当小说课从口头讲授到整理出版，它的接受对象也就从学生听众而扩展至读者大众。在后续的传播中，小说课所彰显的文学趣味、观念和立场，对大众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可能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

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小说课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

首先，彰显独到眼光，丰富批评类型。小说课作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批评，乃是作家对作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文字未必都能达到“大师的批评”的理想境界，但至少都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比如，毕飞字从鲁迅的基础体温感知《故乡》就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强劲的感悟力。在学院派批评大行其道的当下，这些情感饱满、文采灵动的文字，距离所谓的学理和逻辑相对较远，但也因此减免了空洞甚至僵化的风险。在当前批评园地中，富于真知灼见的小说课，有理由被视为珍稀品种。

其次，解析经典奥秘，点拨创作技法。小说家解读经典作品，不是从辨析经典的内涵、梳理经典的接受史入手，而是以创作经验直面经典本身。一部经典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用王安忆的说法，是由特殊的材料、思想和感情筑就的“心灵世界”；按李浩的看法，则是由幻觉、玄思以及省略、回旋感等打造的“魔法世界”。从文学教育的效果来说，小说课未必能直接造就优秀的小说家，但听者如有足够的天赋，必能从中领会创作技法，进而为自己的创作打开格局。

最后，倡导阅读风尚，重塑文学生活。小说课影响公众阅读的方式，既不是为经典祛魅，也不是戏说经典，而是精深阅读。纳博科夫曾说，成熟的、思路活泼的读者只能是“反复读者”。事实上，反复阅读不只需要付诸行动，更有赖于具有赏玩精品的趣味和心态。蒂博代认为，趣味是文学教育所无法教会的内容，但在我看来趣味仍有逐步培育的可能。真正阻碍精深阅读的，其实是读者的心态。在阅读载体日益多样化的当下，纯粹文字阅读的吸引力日渐流失，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已经成为突出病象。在此情境中，小说课所标举的专、精、深的趣味，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扭转文学阅读的局面，但确有可能引领读者重新亲近经典。小说课若能坚守特色、持之以恒，必将为倡导阅读风尚做出更大贡献，有望重塑我们的文学生活。

（摘编自徐阿兵《“小说课”的兴起与文学生活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