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永远的清华校长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并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在十年之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梅贻琦，1889年12月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家境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但他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毫不自夸地说过：“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学校招生放榜的时候，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同学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十分淡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梅贻琦。同为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通宵达旦。

1908年梅贻琦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当时人们留美选的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梅贻琦却单独去了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所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梅贻琦后来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关的这几年……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方法。”留学美国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在他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关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1931-1948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为人重实干。梅贻琦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即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遵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当时，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赶教授更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风趣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吴教授问梅校长是不是要走，梅校长说：“我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梅贻琦认为这是“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演讲，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招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经中间的进修并被破格聘为教授，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

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的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达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原来是清华的基金帐目，一笔笔非常清楚。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选自《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

①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在两岸清华人的心中，是当之无愧的“永远的校长”。

（选自《先生》）

②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①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使各民族文学的本土性成为作家焦虑的问题。本土性、民族性是与全球化、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所谓文学本土性，是指文学内容与形式与其所产生的本土的现实关联性以及本土文学的独特个性。我国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小说的观念、叙事方式、场景营造等，很多都来自对西方小说的“横”的移植，而非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纵”的继承。这种“横”的移植终究还要和“纵”的继承相结合，才能使之根深而叶茂。

②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说：“《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

③中国传统小说植根于乡野闾巷。在中国传统文体分类中，诗文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文体，而戏曲、小说尤其是古典白话小说，则更多地与下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嘈杂、贫困的乡野闾巷，是故事的集散地，是生活细节的稠密地带，也是古典白话小说生长的沃土。如果说早期古典白话小说主要出自于说书人之口，内容尚不离史传，而至晚从《金瓶梅》开始，充满着家长里短生活细节的白话小说便主要出自低等文人或不第文人之手。小说运用平民百姓的口语，为百姓找到了幅员更为辽阔的新天地，以及表达他们内心渴望的新方式。小说更多采用中国绘画熟稔的散点透视法。较之于西方小说强调逻辑性的叙述以及对理性的过分依赖，这种纯然中国式的叙事方式能够更加有效、更加轻松自如地展现本土化的生活。

④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是较为彻底的世俗性。即使是对鬼神的细致描写，也仅仅是凡间人世的投影，本意原不在仙界，而在对人世的劝诫。中国传统小说可能缺少西方小说中的崇高感和悲剧性，但其中人伦的温暖，人性固有的卑劣对人本身造成的伤害、对德性和善构成的威胁，却刻画得入木三分。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改恶从善，善莫大焉”不仅是古典中国的伦理观，也完全可以当作中国传统小说精神的真实写照。

⑤钱锺书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意思是说，古往今来，所有种族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相同的问题、难题和主题。所谓民族性，是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处理相同问题、难题和主题的不同方式以及应对机制。中国古典小说早已发明了一整套处理中国人生活细节的观念、叙事方式、语调、色彩等等，只需恰当的现代转型，就能胜任今天的文学书写。

⑥当下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化，生产着无数令人感动、感慨、感伤的生活细节。而现代小说观念、叙事方式，已经被证明能有效表达中国的故事，如果再加上来自本土的技法和叙事风格，我们的小说家便真正是如虎添翼了。

（摘自《人民日报》，刘淑欣《文学创作要重视古典传统》）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四首》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是成为时尚，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在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对抗性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爱好者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而通过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譬如说,苏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泉陶要杀犯人,但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所有的细节都栩相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来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管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宜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力式》)

①若想要叙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不偏不倚地讲述整个人类的故事，便不能仅仅依靠文字。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地区拥有文字，大多数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没有发展出文字。书写是人类在发展后期才取得的成就，直至近代，即使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在记录自己的忧虑与渴望时，使用的载体依然不仅有文字，也包括物品。

②一部理想的历史记录应该把文字和物品结合起来，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无法完成的。最能清楚地表现文字历史与非文字历史不对称的例子也许是库克船长的探险队与澳大利亚土著在植物学湾的第一次相遇。在英国方面，我们对这一特殊的日子有科学记载及船长日志为证，而在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有一面木制盾牌。如果我们想要重构那一天的真实情境，就需要像对待那些文字记录一样，深入而严谨地对这面盾牌进行研究和解读。

③除了双向误解之外，还有由胜利带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历史通常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尤其在只有胜利者知道如何书写的时候。至于失败者，那些被征服或毁灭的社会，通常只能通过物品来讲述事件。当我们研究有文字的社会与无文字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时，需要参考的则不仅是文字，也应包括物品。

④这些全部知易行难。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是人们熟知的程式，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学会该如何判断文字材料的坦白、失真与诡计。而对于物品来说，当然也有考古学、科学和人类学的专业知识结构来帮助我们提出关键性的问题，但我们还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想象，才能构建出这些物品的前世今生。我们需要借助尽可能丰富和诗意的想象，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传达的深刻内涵。

⑤这是我们了解许多文化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过程，这些历经层层文化转译的物品需要再次被严格审视，重新想象。

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解读和欣赏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关键，对过往文化的重建是理解人类共性的基石。启蒙时代的收藏家与学者们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仰赖对史实的科学排序，也发挥了诗意地进行重建的罕见能力。

⑦通过物品思考历史或去了解一个遥远的世界，是一种诗意的重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所确知的事物有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既然，这些物品的制作者从根本上说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那么，我们理应能够解密他们制造这些物品的用意及用途。有时，这甚至是了解世界的最佳方式，不只针对过去，也包括现在。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⑧用物品来讲述历史，不能缺少诗人。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民本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的孙子太康无道，被有穷、后羿抓起来废了，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训戒。《五子之歌》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天下百姓都比我强，一人失误多次，民怨难道要等明显了才发现？应当防患于未然。我面对亿万人民，恐惧得像用腐朽绳索驾驭六匹马，做君王的怎么能不敬畏？这是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大禹不仅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且也在治国中践行民本思想。周公总结商亡的教训，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实施“德治”。《尚书·康诰》的许多记载表明，周公深知殷商之鉴，努力安民保民、实施“德政”。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对待人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所论形成了初步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孔子、孟子、荀子都认为统治者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必须爱民、顺民、安民、利民。齐宣王攻克燕国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燕国。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他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为儒家民本思想定下了基调。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有重视人的意思。不过，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开始兴盛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人”并不包括自由人之外的奴隶，所以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比起西方奴隶制度下形成的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具体、更加具有人情味，虽然仍不免有其蒙蔽性。

西汉贾谊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贾谊深入阐述了人民的重要性，总结出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的结论，完善了民本思想体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就高度阐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唐代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吏为民役”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他认为，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为人民办事的。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广大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等繁荣时期。

（摘编自张弓《民本思想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庄子的人生哲学起于游世的人生态度，行于自由的人生价值，最终化于审美与创造的人生境界。换言之，庄子哲学的终极归宿乃是一种基于审美观照的创造境界。因此，有人称庄子为古今第一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后世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的深远影响无人能及。国学大师徐复观在其代表作《中国艺术精神》中鲜明地指出:“他们（指庄子的修养功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上。”

的确，庄子将审美之境寓于自由游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游”本身是一种审美过程，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无须预设与达到的。“游”是人之心灵的自由状态，无拘无束，一种无偏执于“心”的自由。此“心”乃功利之心、认知之心、敬畏之心。破斥功利、认知与敬畏之“心”，便是审美。正如西方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名言:“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审美的本质在于精神自由，它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做无穷无尽的想象,审美心理活动当然也有它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但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

庄子认为审美的极致乃是一种观照，但这种“无为”与“不作”背后却蕴含了创造的基因。他在《外篇•知北游》中写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他认为天地的无言之美才是美的极致，这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脉相承的，圣哲之人探究天地之美并通晓万物生长之理，对世间万物采取一种观照的态度，这是对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化。与早期人类对自然或恐惧或崇拜的心理判然有别，庄子以审美关系观照自然，深刻洞察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内篇•应帝王》“浑沌凿窍”的著名故事中更深刻地加以体味。

庄子以“浑沌”隐喻自然原本的规则与秩序，在“倏”与“忽”凿通“七窍”的干涉之下，失去本原而死。庄子认为,天地间的大美是在人为地进行审美判断之前所“存在”的那一种美，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美之美”，亦即“混沌”之美。值得一提的，庄子所开启的混沌之门直通两千多年后当今科学前沿——混沌学。在这则寓言中，南与北可以视为事物对立的两极，倏和忽都是形容事物运动非常快的形容词，“中间地域”好比处在一张纸正反两面之间的中间面。“混沌”既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种状态，用于描述那个“中间地域”的不确定性和客观存在，这相当于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庄子以这个精妙的故事，无意间直指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把非线性现象摆在了线性思维的面前，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正是与此有关。

若论审美与创造，庄子哲学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艺术领域。他认为美的创造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他在《外篇•田子方》中写道：“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槃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在庄子看来，画家“解衣盘礴”,坦然自若，不为世俗陋习所拘囿，以奋振、自然和率真的态度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这样才能艺与道相通，画出符合大美要求的作品，这一思想对于中国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摘编自吴靖《庄子哲学的三重境界》）

文学是戏剧的灵魂

陈彦

戏剧是靠讲故事取胜的，讲故事就是文学。无论是唐传奇、宋元话本，还是明清小说，都为中国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营养。近百年来，话剧、歌剧等戏剧样式传到中国，其核心仍然是讲好一个故事。戏剧这个靠故事安身立命的文学样式，讲故事的能力就更需要技高一筹。中国传统的名剧《赵氏孤儿》《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牡丹亭》《西厢记》，哪一个不是因故事讲得感天动地、精彩绝伦，而放射出了永久照耀历史、社会、生命、人性的精神与思想光芒的？世界上那些久演不衰的歌剧如《卡门》《图兰朵》《茶花女》等，更是凭借优秀的故事登上了经典的位置。故事永远是戏剧的命脉，而故事的本质是文学，因此文学是戏剧不可撼动的灵魂。

戏剧一旦忽视了文学的力量，立即就会显得苍白、缺血。忽视文学的戏剧，无疑是缺少灵魂的，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在文本的粗糙上，如叙述出现漏洞，前后矛盾。有的表现在不注重对文本的思想诠释与精神升华上，如过度强调外包装的作用，尤其是对舞台设计与声、光、电的倾心依赖，因而形式大于内容。不适度的包装，会破坏作品内在精神意象的释放。有时舞台上最重要的布景道具，可能就是一棵象征无穷生命力的树木，甚至是一株需要特别强调的小草，如果我们硬要弄出铺天盖地的森林、草甸来，反倒把紧要处遮蔽了。还有些大制作、大场面、群体舞的运用，让一些本来可以进入思考的段落，变得躁动不安、浮皮潦草起来。戏剧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张力等很多地方是要通过留白来完成的。文学是人学，在戏剧舞台上，“人”是通过演员来传情达意的，演员是中心的中心，一切不能为演员表演提供帮助的辅助手段，都是不可取的。

戏剧文学是演出团队共同的努力方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让故事变得波澜起伏，让情感跌宕交错，让人物变得立体圆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每个参与者，包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演奏等，同时也都是文学创作者，一旦哪个部门脱离了该剧的文学统摄，这个部门就会出现艺术创作问题。

戏剧要在文学这个基础上下功夫，只有基础扎实，二度创作才可能飞升起来，一旦基础不牢不稳，二度创作发挥、增生、堆砌得越多，就越会让作品的缺陷暴露无遗。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以动人为前提的。动人的根本，就在于对所塑造的对象性格、心灵的精准开掘与把握。舞台剧由于受时间、空间与篇幅的限制，塑造人物尤其需要单刀直入，使性格快速显现，因此舞台剧只能通过精彩、洗练的独白、对白、旁白、咏叹、宣叙、对唱、重唱、合唱来形成人物的生命个性、故事的起承转合、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每一句话，每一次唱，都需要被反复推敲打磨，以求尽量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这就是戏剧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创作的要妙。当然，戏剧文学的根本还是在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上，任何精致的戏剧文学，一旦脱离了社会责任，就如雕刻精巧的鼻烟壶，终不过是一种玩物而已。几乎所有剧种都可以久演不衰的《窦娥冤》等戏曲经典，就向我们深刻地昭示了这一点。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杭州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的一项提议引发热议：一位政协委员提议将“11.11”设为“全民公筷行动日”，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文创+公筷”模式助力公筷落地。

自疫情暴发以来，分餐制、公筷公勺制再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餐桌革命”被多次提上了议程，不少地区相继发布了文明用餐的倡议：江苏省泰州市出台了全国首个《公勺公筷使用规范》地方标准，河北印发了《河北省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规范》，成都举行了“文明公筷日”的快闪主题活动。不难看到，使用公筷的重要性已被大众所接受，大家对其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   

前不久，在一项调查中显示：92%的网友赞成吃饭使用公筷。尽管对使用公筷实行分餐的益处早已形成共识，但在实际推行时，却总会遭遇传统习俗与人情面子的阻梗。筷子起源于中国，是华夏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一双筷子、一桌饭菜，围桌而食，其乐融融，承载着中国的餐桌文化和情感交融。因此，在不少人的观念中，饭桌上互相夹菜，是表达自身情感的重要“代言”。餐厅提供的公筷、私筷一模一样，吃着吃着就分不清了；自家人、朋友间夹个菜还要换公筷，似乎显得矫情又生分；提醒别人用公筷就像影射别人脏一样……

但其实，早在筷子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也有着一套使用礼仪。其中，夹菜时不能从底部挑菜拣食、不能在盘子中翻找搅拌、不将筷子一端含在嘴里嘬吸等习俗，都体现着民间对于餐桌文化以及饮食卫生的讲究和礼貌。这些，都是与如今提出公筷制的理念同一初衷、相辅相成的。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前列，而在疾病的各类传播途径中，唾液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聚餐时私筷取餐、私筷同盘，更是为病毒、细菌、微生物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次疫情中，因聚餐引发的感染病例更是为大众敲响了警钟——推行“全民公筷”，迫在眉睫。

餐桌卫生是公共卫生的重要一环，餐桌文明也体现着社会文明。目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随着餐饮行业的复工，改进就餐习惯亟需重视。如何保持良好的就餐秩序、健康的就餐方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它关系着人们的健康安全，也是疫情之下的个体责任。筷子不仅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饮食工具，更是一种中国表达，一份对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而传承也需符合现代卫生理念，使用公筷公勺，体现真正的尊重与关爱，也是时代文化进步的标志。

（选自朱晓帆《“双十一”也是“公筷日”》，2020年4月《光明日报》）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要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摘编自姜朝阳等《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中的公众参与》）

材料二：

从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变迁来看，早在上世纪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就已经对生活垃圾的定点倾倒和堆放、分类收集和运输、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公民个人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应担负的具体义务及相应制裁机制，立法一直空白。近二十年来，我国公民的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主要停留在依靠宣传教育、引导鼓励方式推行的道德义务层面。

今年 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也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纳入其中，并对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作出规定。至此，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强制法律规范不断完善。

在传统观念中，道德义务在法律中的设置意味着义务性质的转变，公民的环境道德义务、法律义务被明确区分与相互割裂。

但从实际来看，公民环境义务是具有立体多元层次结构的系统整体，呈现出层次性与整体性兼具的特征。公民“要我分类”强制法律义务的设定建立在公民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其实现也离不开公民“我应分类”的道德责任感和自觉性，并应最终达到一种“我要分类”的自觉履行状态。

也就是说，公民环境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和行为层面的统一性，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具有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双重属性，只有各层次义务相互结合、相互支撑，才能够使公民强制环境法律义务的建立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也才能确保公民基于道德情感遵守义务性规范，并从强制性义务中获得自愿性守法动力。

因此，可以说公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性质走向强制性法律义务，并不意味着其道德义务属性的灭失。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处罚与监督等外在约束机制与多元参与、教育宣传等软性的内在行为与道德培养机制并行是生活垃圾分类得以成功的共同经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广泛推广与深入实施，也需构建契合其双重属性性质的、惩戒约束与激励引导相互协作的义务实现机制，其具体制度实现路径应包括：以法律责任为内容的惩罚制度、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以及以声誉评价与物质奖励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以环境教育与道德培育为手段的自我实现制度等。

（摘编自赵汝《生活垃圾分类从道德义务走向法律义务》）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应当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摘编自王薇《城市垃圾分类，一道难解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