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11日

光绪帝颁发朱谕：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清实录·德宗实录》

1895年7月19日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俄国）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俄）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以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

——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

1895年7月20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史熙麟上奏：（洋务新法）皆为邪说，商货已变，并及朝政，军器已变，并及文事，尽破成例，尽坏成法。

——史熙麟《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

1895年某月某日

苏州秀才包天笑（时年19岁）：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吗？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材料   就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发掘，同时也表现为对异已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原有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转型期。

——摘编自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

材料   资政院论驳上谕风潮

1910年9月，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仿照西方的法规体制设立的中央谘议机关，议员分皇帝亲选、民选各100名）正式成立。清廷希望“为朝廷竭协赞之忠”的资政院议员，以一种“半在朝”的政治身份与朝廷站在一起。

11月4日，清廷颁谕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专横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资政院议员虽不敢对上谕正面发难，但采取了曲解的办法：“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的本意，并不是必要到宣统五年始开国会……不过因皇上方在冲龄，监国摄政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交付廷议以取决之。”进而进一步鼓动大家继续请愿再次缩，改预备立宪的年限。

11月9日，又出现了议论上谕的风潮。这天，议长宣读了一道上谕，对资政院核议湘抚与省咨议局关于发行公债一事争议的具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湘抚此举“系属疏漏”，既未给其以任何处分，也未提及发行公债应交或补交省咨议局议决。对此，议员们惊诧异常，他们愤然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亦可以不立”，诘问清廷到底“要立宪不要立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2日，议长宣读了命将资政院议决的云南盐斤加价具奏案交督办政务处，将议决的广西巡警学堂具奏案交民政部分别查核的上谕：议员们认为这不但否定了资政院的议决权，而且无异于宣布以上两个行政部门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因而骤起轩然大波，不少议员开始对上谕含沙射影，旁敲侧击。

——摘编自王开玺《晚清论驳上谕风潮述论》

材料   当代欧洲学者查尔斯·汉迪认为：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或社会组织都会错过变革时机，原因大同小异：他们在顺风顺水的舒适区里感觉良好，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期子把这种状态维持下去。查尔斯·汉迪发现的S型曲线（如图所示）比较简单而直白地阐明了这个道理。国家或社会组织最初缓慢尝试、蹒跚学步，其后迈向巅峰，最后盛极而衰。它诉说着无数国家或社会组织起落的故事。幸运的是，这并非一条被固化的命运曲线，它也是一条可以被突围、被改变的成长路径。每个国家和社会组织都可以突破命运的安排，另寻生机，找到持续发展的秘方。

——摘编自（英）查尔斯·汉迪《变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