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初期改前代御史台为都察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对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负有领导、监督与考核的职责，而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又创设六科给事中制度，即在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中，各设置给事中之职，其具体职能如：对各科驳正违失、对口监察、弹劾在京大臣等等。六科给事中不受都察院的管辖，与都察院相互制约、监督。清朝都察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派遣御史监察专项工作，例如检查档案、巡视京营、学校等。战争期间，还可以派御史监记军功。

——摘编自韩兵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简论》等

材料二   14世纪时，英国国会由贵族院、平民院组成。134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慑于国会的压力，宣布贵族院有权控告大臣。1386年，平民院又因财政大臣萨福克伯爵滥用职权而向贵族院起诉并获胜。这样，就确立了平民院提出弹劾案、贵族院审判的监察弹劾程序，由此形成惯例，并得到1701年英国《王位继承法》的确认。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但因地方高度自治，缺乏全国统一的协同机制。1787年，美国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议会的监察弹劾权，此后，监察弹劾权作为议会监督政府的手段，被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

——摘编自王晓天《中西古代监察制度之比较》等

材料一   这一制度创始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等；还可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依商鞅之法，即使出身贫贱，只要斩获一个敌方军官的首级，君主就赐爵一级；斩获两个，君主就赐爵两级，所以关东诸国称秦为“尚首功之国”，按照商鞅的规定，即令是宗室成员，如果没有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

——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秦朝的迅速灭亡给汉朝提供了教训，专任法治的文吏政治用来巩固政权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汉文帝时，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之后不定期举行察举选官活动，到武帝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举孝廉”的一种体制完备的制度。察举制的实行，使大量儒生步入行政管理的活动领域……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治的优良与否取决于执政者道德水平的高低，“好人”们依其德性和权威而进行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一旦有了贤明的君主和一大批的清官，达到天下大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摘编自谷字、房政《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材料   商鞅变法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精神实质上是和秦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的。秦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崇武尚战、重功利、轻伦理、宗法观念相对淡薄等文化特征，在商鞅变法中都有所体现。商鞅变法，又不仅仅是对秦国文化传统的被动顺应，而是利用政权的力量整合传统的文化习俗，把它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政策，制订出具体而详尽的措施保证其贯彻执行，这样，就使秦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诸侯国。

——摘编自王绍东《论商鞅变法对秦文化传统的顺应与整合》

材料一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导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图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班固《汉书·刑法志》

材料二   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至太宗即位，制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断右趾。其后……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者四十余事，太宗遂令删改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

——杜佑《通典·刑法三》

材料三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借鉴世界社会主义成败得失，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同时，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