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字拉丁化，是晚明“西学东渐”思潮下的产物。它的肇始，是以拉丁字丹为汉语（字）注音。是时，来华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学习汉字和传教的需要，开始系统用拉丁字母给汉宇注音。这波拉丁化风潮，以清军入关、一统华夏的方式而戛然而止。
近代以来，基于彻底改变汉字字形，而代之以拉丁字母的拼音方式使用汉语、书写汉字之风兴起。其中支持者、参与者不乏文化界振聋发聩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发表过赞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见，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守旧势力的复辟也暂时中止了“汉字拉丁化”的讨论。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刘半农、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再次祭起“汉字拉丁化”的大旗，指出汉字是“带病的遗产”，疾呼“只有汉字拉丁化一条路可走了!”，钱玄同信誓旦旦地说：“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尽管如吴宓、辜鸿铭等学者持论反对汉字拉丁化，但终究扛不过以“自新”“改革”为号召的“先锋派”。
1955年10月，北京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通过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拼音化向着“拼音作为拼写注音工具，从属于汉字”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舟楫《为什么汉字拉丁化改革没有成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不同时期“汉字拉丁化”的举措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拉丁字母无法取代汉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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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村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合理负担、公营事业收入和公产收入等，支出主要包括村公所开支、村教育经费和村建设费等，其他费用逐步取消，并将开支细则公之于众。边区规定村级概算每季度编制一次，村财政由村财政委员会拟定后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然后再送区公所审核加具意见转送县政府核准备案，核准后须认真执行。要“分季检查账目，按期公布，区公所和村中各团体都有检查权，要有账目，有单据”。边区政府还强调“坚决取消一切不正当开支，坚决反对一切浪费”，主要是清除村庄内部存在的乱开支、消除公务招待及军事调动给基层政权造成的摊派和财政负担，最终实现“有规则的开支”的管理目标。
——摘编自岳谦厚《边区的革命（1937—1949）》
（1）根据材料，概括晋察冀边区政府整理村财政工作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边区政府整理村财政工作的意义及对今天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材料 据统计，解放前夕的北平全市有保长338人，甲长9955人。1949年4月7日，保甲制度彻底废除，新的街乡人民政府成立，村政权随之建立。5月份，北平城乡基层政权全部建立起来。1949年8月，京郊472个村建立了农会，109个村建立了农筹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北京市先后于1951年3、4月和7、8月在郊区270个行政村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人民政府的民主选举工作。到1955年京郊312个乡，均已建立党的组织。1956年共有党员10764人，占农业人口的2%。
——摘编自田涛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乡村治理的变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京市乡村治理的主要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北京市乡村治理改革的意义。
材料 辽代南面官系统是辽朝管理以燕云十六州为主的权力机关。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北方中原地区割据势力相互混战，大量汉人逃入契丹活动的地区。耶律阿保机十分重视这股力量，他任命契丹贵族专门管理契丹各部事务，同时也仿照唐、五代设置了政事令、左尚书、右尚书等，管理汉人事务。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辽政权境内南北双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同和明显的差距。邓律德光在接管燕云地区时体会到抢掠、屠掳只能导致民众激烈反抗，这就要求契丹统治者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共同统治燕云地区。鉴于此，辽太宗在燕云十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选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担任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并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尊重旧有的封建官制礼仪。
——摘编自何天明《辽代南面官探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辽代实施南面官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代推行南面官制度的概况和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