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明太祖认为京师及府、州、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所以诏谕全国，命有司仿古家塾、党痒（学校）之制，更立社学（学堂由乡社自行筹建），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摘编自曹大为等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19世纪末，在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湘报》等报上，有不少提倡教育救国的文章。甚至一些趋新的封建官僚，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也在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和兴办新式教育。20世纪初，不仅改良派、立宪派继续鼓吹，而且一些革命派也在积极呼吁。1901年，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开宗明义地宣称：“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此类言论，在当时各种报刊上比比皆是，由此而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勃发奔涌。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邓小平复出主管科教事业后，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注视着新科技革命的进展，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东晋南朝以来，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皇权主要依靠士族支持，以致皇权极不稳定。隋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关陇集团”等士族势力过分强大，实行了“偃武修文”的政策，通过文学、才能等治理国家的专门文化知识，选拔青年才俊参与新政权的管理。唐初科举考试限制浊吏、商贾子弟应举，但中晚唐的这种限制逐渐被打破。唐代按照诸府州文化程度、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各府州的解额，以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举子参加科考。

——摘编自金滢坤《科举制度创建对选官制度变革的影响》

材料二   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的传统文人群体，“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无比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不需要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的出现，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崛起。同时，科举的废止，使一部分无钱无势的知识分子改而投笔从戎。进入20世纪初年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

——摘编自王莹莹《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

材料一   清朝前期的市场管理仍然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粗放型、征税型、统制型的征税管理体系，与近代自由、法治的市场管理有显著差距。《钦定户部则例》涉及主要商品的禁榷制、榷关制商税的征收和对征税职官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市场管理法。此外还颁布与《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清会典》，并配以特色鲜明的地方法规，具体管理上，“例设牙行”成为“国家治市之典”，通过牙行“评物价”，以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凡商品流通的枢纽地方设有榷关（有常关和洋关），明确规定征税货物种类及税率，严格限制官员侵犯商人。《唐律疏议》将市场管理的《杂律》列为七条律文之一，清代在明代《市廛（chán）》与刑法、土地法、民法、婚姻法等并列基础上，将市列为专节规定；明清以前市场法律中弹性条款较多，给矫情执法创造了条件，清代市场立法仅对外贸易市场部分，就有贸易品种、方式、管理、纳税标准、惩处标准等具体规定，《唐律疏议》规定“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笞六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宋元以前，对市场的经营场地、时间、市官的设立及职责、互市贸易等方面都有规定，清代集封建社会历代市场管理法之大成，在牙行、商税、禁榷制度、榷关制度、漕政、朝贡互市上大大丰富了市场管理法的内容，达到了封建社会市场管理法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唐湘雨《清末民初市场管理法制建设研究》

材料二   清末规范市场的部分法律   

材料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市场日益活跃，晚清政府为防范制度缺失给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从商品交易环节到金融货币流通等多方面清理不法商人的违规行为，构建市场秩序；1903年，商部成立，地位仅次于外务部，商部内部，将农、工、商、工艺等分开具体负责，地方设立保商局、商政局等，中央与地方形成较完整的管理系统。商会在公司注册、监督各商都发挥了政府辅助机关的作用。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材料   庚子之变后，国人无论朝野咸知非变法不足以自存。到1903年，君主立宪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生中勃兴起来。1905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督抚和出使各国大臣的奏请也是立宪运动蓬勃的原因。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做出改革政体的姿态。

清廷预备立宪之措施梗概为：1906年7月，清廷下诏仿行宪政，以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入手。1907年8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察馆。9月，清廷成立制宪局，筹备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命令成立省、州、县各议会。1908年8月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只是议会可与商议，但不决定政府的决策。后清廷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1913年召开议院。

——摘编自王富聪《清末新政时期统治者内部对立宪政体的接受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