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赋税制度是商鞅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商鞅在秦国全境推广了县制，各地行政结构趋于划一；又通过“为田开阡陌、封疆”，统一了全国的土地区划和亩制，这就给统一田税征收扫清了障碍。商鞅遂决定采用“訾（计量）粟而税”的办法均平田税。商鞅于变法初期曾号令全国，“民有两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民的家庭形态就由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室”，转变成了以一夫一妻为主体的个体小户，不仅户赋征收单位变化了、增多了，同时也使秦民的基本劳动单位很快实现了个体小农化。秦孝公十四年起又增设“口赋”，分“算赋”（成人税）和“口钱”（儿童税）两种，在秦国开始加征人头税。商鞅认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于是在相对减轻农业税收的同时，有意加重商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耕战能力。

——摘编自《商鞅变法中的赋税改革》

材料二   唐承隋制，前期赋役实行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它以民户授田为基础和前提。为确保租庸调的顺利实施，规定每户编造手实，再根据手实编成户籍，按每户丁男、中男数均田、定赋役。手实、户籍、均田、租庸调之间互为依据，便于监督管理，有效地组织赋役征调。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征税范围、税负相对公平，当然更主要是满足中央政府的财力需求，以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

——朱红琼《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材料一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样评价也不为过。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

——摘编自程念祺《美化商鞅变法有违史实》

材料二   张俊伟在《商鞅变法：不为人关注的另一面》中指出：商鞅变法建立了以官僚体系为依托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为了支持战争，他采取弱民、夺民、愚民的措施，通过轻罪重罚，“使民怯于邑斗，动员激励的措施就是授予官位和勋爵，把全社会激励体系向农战聚焦，最大限度地发掘、调动了全社会的潜力，把秦国变成了“虎狼之国”。这样的变法缺乏人文主义关怀，执意铲除。连坐使居民相互监督，降低了人文道德水准。

——摘编自任世江《通过商鞅变法让学生接触思辨》

材料一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被险而带河，四塞以为固，地利形便，蓄积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摘编自《淮南子·要略》

材料二   苏轼对于商鞅变法可以很快使国家富强起来，虽不否认，但认为这样的政策法令太过倾向于国家利益，民众却未必能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在变法初行阶段，会让民众不理解或超过其承受程度而产生怨怒与抵触；并且变法措施重利而轻义，推行峻法酷刑而弃用道德教化，“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苏轼进而在《商君功罪》一文中提出了“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的观点，认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没有很好顾及民众的舆情与实惠，即使夺取天下，也会很快丢失。

——摘编自杨胜宽《苏轼与郭沫若对商鞅评价的分歧及其原因》

材料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