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末战乱，刘邦初入关中，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西汉建立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拾取)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当孝惠、吕后时，“萧、曹为相，镇以无为，刑罚以稀”。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廷尉，疑案由民众议决；汉景帝怜悯受笞刑者非死即残，诏令减轻笞刑。汉武帝重用张汤、赵禹之流的酷吏，连造新法，规定：司法官员如果犯下执法苛刻的罪责，则从宽处置；司法官员如果对罪犯开释不疑，则视为故纵而诛之。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摘编自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三，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十八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初级律师约翰·库克被任命为副总检察长，肩负起主导起诉的重任。在标题为“关于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的公诉词”的公诉书中，库克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控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于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一：《宋刑统》，它是宋初宋太祖鉴于五代法纪紊乱而命窦仪等人仿《唐律》而制定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宋刑统》越来越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也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故在宋太祖时，就不断颁布敕令以满足新的需要。以后历朝历代均有大量的敕、令、格、式颁布。它和以往法律一样重视刑法和实体法，诉讼、民法的只占极少部分。随着租佃制的推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田宅易主等民事关系的增多，有关调整这类关系的立法也相继出台，其中主要涉及到断案准则、诉讼程序和诉讼时效诸方面的规定

——摘编自《试论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材料二：11-16世纪罗马法复兴的过程既是古典罗马法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法律现代化的过程，更是现代法律制度与理念形成的过程。通过罗马法，大陆法系国家实现了法律制度的重溯和建构，实现了法律理念、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再生，实现了法律文化和法律实践的涵化和变革。

材料一   中国成文法传统源远流长，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再至《大清律例》，一脉相承，沿革清晰。除律外令，格、式、典、敕等也是国家制定法的重要形式，这些法律形式虽名称不一，但在法的效力训练上基本相同。都是由皇帝和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发布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至上的皇权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统治者采用各种手段强化政治控制，侵犯皇权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是重点打击对象。因而以想患为目的的刑法被特别强调，刑法体系既发达又严密。对维护封建统治作用不大白民事行为。统治者则不够重视，因此国家制定的法律中涉及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较少。

——摘编自王谋寅《论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特征》

材料二   在西方社会，“法”这个东西是个很庄严神圣的东西，甚至经常会与上帝制定的某些神圣白法则密切相关。这种法则对人的约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西方法律制度下，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勇法系，传统上都是注重审判轻视调解，这和他们“追求精确、不怕对抗”的思维习惯是一致的。凡是纠纷就一定要弄出个准准确确的“对”和“错”来！只是到了最近30年，诉前调解也开始逐渐增多。西方文明作为微观文明，首先把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建立了一套独立于自然界，完全约束人类的规则，这就是法律。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注重精确，因此设计了大量的精细的法律条文，并且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这就形成所谓的“契约精神”，可以说，西方人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非常精确地生活在世界上的。

——摘编自《文明的差异之道德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