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在文化教育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还兴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太学）其教授选择德高博学的经师大儒担任，称博士；……太学的教学内容都是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外，《论语》、（孝经》人人必修……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称为学，县称为校……”

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在太学实行“设科射策，劝以官禄”的政策，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艺（一经）以上者，形成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

——摘编自《西汉儒家教育与官学模式的确立》《汉代太学考略》等

材料二   （东汉以后）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故论学术，祗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矣。

——摘编自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

材料三   北宋大兴文教，从官学到民间私学，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使中国古代教育完成了从汉唐时期的士族垄断向平民百姓下移的重要转变。教育事业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律学、算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教育的发展和完备，加强了专门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北宋学术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北宋涌现出在政治、史学、文学、科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知识分子，如韩琦、富粥、王安石、司马光、三苏、沈括等，对北宋乃至整个宋朝文化的兴盛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北宋的政治统治避免了宦官、外戚专权，这主要得益于其开明的文化政策，特别是制定实施了积极的教育政策。

——摘编自刘芬《北宋教育政策探析》

材料一   南宋的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朝廷只好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自北宋初就名闻天下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在南宋中期相继复兴。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蔚然成风，呈鼎盛之势。南宋书院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特别是朱熹、陆九渊等一批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弟子都在江南地区讲学，遂使这些地区成为书院最发达之地。

——摘编自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

材料二   18世纪的许多思想文化活动都是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的。雍正资助书院使学者们有了职业，1736年至1795年在位实际执政61年的乾隆，曾倡议由一大批有学问的文人编了大约57部大部头著作，如《四库全书》等。清代的学术从属于官方，即使这种从属是间接的。皇帝对中国知识界的统治还表现在对文化的镇压上。这一镇压持续了大约15年，与编纂《四库全书》同时进行。

——摘编自（美）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

材料   向警予（1895—1928年），原名向俊贤。1911年，向俊贤由湘西到长沙，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读书，改名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1918年4月，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向警予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支援五四运动。1922年初，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共产党党员之一。7月，在党的二大上，她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主编《妇女周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女性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1925年3月，向警予在上海女界国民会议报告中指出：“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192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被捕，后英勇就义。

——摘编自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

材料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摘自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

材料一   1928年红四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于龙源口歼灭进攻之敌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毛泽东领导红军排除“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摘编自《央视国际网络》

材料二   1978 年之后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复兴之路》解说词

材料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材料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就是永载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明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等单纯军事观点。论述了红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古田会议对建党建军等创立了全新的原则，揭示了人民军队继往开来的客观规律，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军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汪建新《重温＜古田会议决议＞》

材料一 前工业化时期（15-18世纪），英国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有两大最突出的现象，即乡村工业的广泛兴起和圈地运动的普遍发生。以毛纺织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之间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人口的互动，城市资本对农村的渗透以及城市对乡村经济辐射能力的加强。到工业革命前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遍布广大农村地区，加快了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据《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以“民族自救”为己任，毅然深入偏远落后的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开展艰苦细致的扫盲工作，倡导革除陋俗，引进推广农业技术，建立生产、销售、信用等合作社，努力构建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全面抗战爆发后，运动被迫中止。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破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苏维埃政府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兴办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有计划的发展商品经济一…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据《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等

材料   日本侵华前，太行地区手工业较发达，各地就地取材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如造纸、熬盐、采药、酿造、陶瓷、皮革、丝织、草帽、竹业等，几乎遍布太行区各县。但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军事扫荡使太行抗日根据地手工业种类减少、规模缩小，无法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根据地政府开始推行互助组、合作社这种新的生产模式，重新整合劳力资源；对有重大发明及创新者提出表扬并予以奖励，举办生产展览会宣传技术创新，将手工业工人、技术人员组队研究技术改进。采用公私联营、开办训练班、奖励劳动英雄的方式以提高群众生产能力和生产积极性。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发展。

——摘编自岳谦厚赵智荣《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改革》

材料   1941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陕甘宁边区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精简整编委员会，制订整编方案。军委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抽调干部入校受训，实行干部轮训制度。”同时，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打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仅占全区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生活。

——摘编自吴志葵《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精兵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