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通识教育也称通才教育，不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而以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旨归。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经过转迁，在云南落脚，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课程设置上，西南联大贯彻通识教育思想，采用学分学年制、必修、选修三者合一的方式。大一不分院系，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训练，“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试图以“部订”的意志统一各公私立大学的课程设置，西南联大提出了相反主张，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联大所开课程涵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三大门类，注重学科交叉，强调“文理渗透”。课程设置强制性与合理性统一，既有面向全校的共同必修课，也有大量的选修课。只要符合规定，化学系学生选修《杂剧与传奇》,物理系学生选修《元曲选》等，在当时都不算稀奇；加之宽松的旁听制，学生对课程选习尤为充裕。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课程效果非常显著，为莘莘学子贯通宏观知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保障课程实施有方，联大还建立了强大的师资队伍，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课程具有很大的竞争性和吸引力。

——摘编自朱俊《简析西南联大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品质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一 1906年，孙中山将土地所有权思想具体阐释为“平均地权” “核定天下地价”，土地现有地价归地主所有，此后因社会经济发展之“增价”则归于国家。在 1919年“双十节”的演讲中，他提出要防止私人垄断以及资本专制。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地主垄断土地以及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以致形成资本集中与社会的贫富悬隔，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由此产生。1924年，孙中山在《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如果这一群体不能觉悟起来促成三民主义的实行，“就是我们的革命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材料二 20世纪 40年代后期，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一些国民党知识分子、土地问题专家，深刻认识到“社会革命就是经济革命”，提出了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主张。194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起草的《土地改革方案》。“方案”的第一章中指出，“土地改革的目标之一为耕者有其田，所以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协会”领导人萧铮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待农村经济复苏之后，再逐步实行大农场制度，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学桃《中国近代土地所有权思想研究》

每当我们的民族出现危机，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有一群“民族脊梁”挺身而出，他们临危不惧，为民请命，为国献策，或改革或革命。历史上这样的“民族脊梁”甚多，如两宋时期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鸦片战争前夕的林则徐、魏源；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的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都是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材料一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中一再陈述：“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但红色根据地太分散，不仅给施政带来很多困难，也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苏区成为急切需要。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指示：“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该准备群众⋯⋯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摘编自李润波《长征记忆》

材料二   彭真在总结晋察冀的经验时曾谈到：“敌在战略进攻阶段疯狂地前进，尚未照顾到其后方，在各重要点线之间空隙很大。旧统治崩溃了，敌后新的统治十分松懈，或尚未建立。”毛泽东也观察到：“由于日本占领军人数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握所占领的土地。他们的部队通常只部署在铁路沿线的居民点和城市中。而农村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毛泽东还有进一步的论断：“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

——摘编自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