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代政区设置的演变

材料一：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

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材料一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吸取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导致地方王国势力膨胀。武帝时为了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设立了十三刺史部，即十三州，代表中央巡察地方，东汉末成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手握重兵，位于郡守之上。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并不时派巡查使者对各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安史之乱以后，掌兵权的节度使开始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节度使的辖区叫道，道成了州上面的一级行政单位。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北宋建立后，在州县之上再设置一级地方政府一路，它随即成为州县之上的准.高层政区。两宋的路是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并立的监司或监察区。到金朝，路已不再是监司或监察区，而是正规的一级行政区划和地方最高官府，金朝的路官府也不再是若干司使并立，而是兼领军民的路总管府统辖。元代的路在总管府统辖方面沿袭金制，又融入蒙古旧俗，且演化成单纯的民官。元朝全国路总数一度达到185个，还出现了与路权限相近的61个直隶省部之州和22个直隶行省。但路的一级行政区划和地方最高官府的地位，却因行省及宣慰司的制度而丧失。及明初，朱元璋正式废路，以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

材料三   唐宋等汉地王朝治理边疆，实行的都是羁縻政策。所谓羁縻政策，就是边疆部落首领既接受朝廷的州县官爵印信，又保持原有的称号、辖境和权力，自理内部事务。羁縻州只是名义上的州县区划，一般不呈报户籍，不承担贡赋。忽必烈定都开平和燕京以后，政治中心南移，漠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边疆性质逐渐凸显。尤其是岭北、辽阳和甘肃三行省及若干宣慰司的相继建立，意味着元朝廷首次实施了对漠北、东北和西北边疆的直接或较直接的治理。蒙古统治者将汉地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一概当作被征服地区，而与中原王朝将边疆地区视作蛮夷之地的传统观念截然不同。基于这一新理念，元廷既因俗设“上官”而治，又通过宣政院、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机构，实行强制性的检括户籍，设立驿站，比较固定的缴税和贡献，强制征调土官土军等。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