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吕氏乡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隋店以来乡村社会教化缺失的缺陷，用合约文字的方式概括了此前中国乡村社会中那些世代相续、口耳相传，但没有见之于文字和契约的成训习俗。“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话”四条目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处理乡党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乡民安身立命的行为规范，不仅使乡村社会的治理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礼俗和道德标准，而且为后世乡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历史性文本基础。

——杨亮军《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

材料二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必须“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实践，探索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也就是说，在村民自治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国家治理目标的变化、乡村社情的变化、农民需求的变化，村民自治已经逐渐开始进入治理有效的轨道，村民自治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周丽娜、陈宏达《村民自治制度的变迁及当代思考》

材料一   为了使读者清楚地了解美国的乡镇和县的政治机构据以建立的一般原则，我认为最好是以一个州为例，先详细考察这个州的过去，然后再一瞥其余的州。

我选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州。

……

美国的乡镇自由来源于人民主权学说。而在新英格兰的各州，环境则特别有利于这一学说的发展。在联邦的这一部分，政治生活始于乡镇。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乡镇最初都是一个独立国。它们并没有由别处取得权力；相反，它们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独立让给了州。因此，在新英格兰的乡镇，买卖东西，打官司，或增减预算，当局从来不加干涉，而且它也不曾这样想过。州政府在规定它的时候只是指示一个原则；而在执行的时候，乡镇一般又恢复了它的一切个体独立权。比如，赋税是由州议会表决的，但计征税款的却是乡镇；设立学校是上级的命令，但花钱办学和管理学校的却是乡镇。新英格兰居民之爱慕乡镇，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于那里，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乡镇是一个自由强大的集体。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美国，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眷恋故乡的感情。英国从前虽是统治全体殖民地的，但殖民地的人民却一直自己管理乡镇的事务。因此，乡镇的人民主权不仅古老，而且自始就已存在。

——摘编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二   1831年，时年25岁的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并拜访了很多重要人物，包括安德鲁·杰克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等，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举世公认的学术名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被视为是19世纪以来西方最好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用大量篇幅为我们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地方自治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值得我们重点考察。

——摘编自王旭《＜论美国的民主＞与当代美国地方自治》

材料一   公元１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将原由元老院管理的元老院省以谷物形式上缴的赋税改为由元首支配，它们主要被用于为平民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不久，帝国还加强了对竞技运动的管理，平民也能在竞技娱乐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这一时期，罗马重建了克劳狄神庙，修复了马尔采鲁斯剧场与卡皮托神庙。据统计，仅图密善在位时期(81—96年)新建的大型建筑就达２１座，修复的大型建筑有２５座，完成了其父兄在位时动工兴建的３座大型建筑。虽然当时的罗马人已经发明了新的建筑技术，可以减少人工的使用并降低成本，但是罗马皇帝仍尽量多地使用人工的力量。这一时期，平民从元首的福利政策中获益，丧失了参与政治的兴趣，成为元首制的受益者和拥护者。

材料二   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城市中，行会所奉行的契约性生产和逆市场主义经营保障了城市绝大多数工商业者的生存。现代意义上的民生含义包含了生存和发展两大方面，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中世纪西欧，生存是民生问题的主要方面。行会管制小商品生产与经营是为了保障城市工商业者的普遍生存，是民生保障的主要因素，而救助行会内部的穷人与不幸者也是为了保障城市特殊工商业者的生存，是民生保障的次要因素。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丁建定《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国家允许市镇在自治范围内决定市镇事宜，甚至给予其政治实验的权力。地方分权改革后市镇自治权力加强……市长作为地方的实权人物领导地方自治，抵御着来自其他层级政府的干预。……法国市镇自治仅是市镇从其他层级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市镇作为整体相对于外界控制而言实现自治。但市镇内部治理中地方精英将民众排除在外，这种自治对民众来说依然是集权，只不过集权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转变成地方精英。地方集权之恶远甚于中央集权，精英集权既阻碍中央的调控与监督，又阻碍地方民众的知情与参与。

——摘编自武贤芳《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之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谘议局，并颁发了《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办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