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朝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杨一清（1454-1532）于1502年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并开始主持陕西边备事务。伴随着明朝边备的逐步松弛，明朝与蒙古关系的紧张，边地战火连绵不断。他在担任陕西总制期间，对兵将进行必要的奖惩，“皆是激励人心，鼓舞士卒之策”。他能够充分认识到下属将领之长短，合理调配。由于蒙古不断拆墙入寇，深入腹里，他在朝廷支持下大力修筑边墙，在自延绥至宁夏一带大修墩台，积极设防。他认为充实军伍，“惟有招募一策，可应目前之急”。招募对象为长期居留边方的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性气猛悍，尚勇善斗。且惯见敌众，闻敌不惧”。同时加强对边兵的管理和训练，注意演练各种营阵，因时制宜地使官兵灵活掌握各种战略、战术，以提高作战能力。他还通过中盐、屯田和国家发放帑金等多种途径，增加边地储备，以保障边地军民生活。他作为总制出镇西北边疆三十余年，不仅功绩卓著，而且治陕之规范更为后世所称道。明世宗认为他“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
——摘编自方广岭《论杨一清经营陕西边备》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杨一清经营陕西军备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杨一清经营陕西军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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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材料 （东汉建立后）刘秀虽然然仍以三公（司徒、司空、太尉）担任宰相的职务，但进一步采用汉武帝重用内朝官员的办法，加重了尚书的职权，扩大尚书机构，正式称为尚书台。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尚书台官员统管了军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务，真是“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刘秀“以吏士责三公”，让三公只做一般官员做的事情，使他们各不副实。这种情况，延续了东汉一代。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刘秀裁并了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末年县、邑、侯国数的四分之一，吏职减去了十分之九，边塞的亭侯吏卒也陆续罢省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光武帝刘秀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光武帝刘秀政治改革的主要意义。
材料 1981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82年，从国务院做起，自上而下地展开各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首先以精兵简政为主，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行署办事机构从40个左右减为30个左右，县政府部门从40多个减为25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其次，改革领导班子，优化干部队伍。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减少各级各部门领导的副职。同时，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选拔能够开创局面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这次改革之后，部委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降到60岁，局级干部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4岁。但是，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和特点。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
材料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仍奉行野蛮的掳掠政策。他们所到之处，把掳掠的汉人不是杀死，就是变为私人的“驱口”“部曲”，“岁久掩为家奴”，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同时，还疯狂地夺取民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结果，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受到落后的奴隶制经济的严重冲击。忽必烈即位后，许多汉族文人学士纷纷进言，劝他“附会汉法”“行中国事”。忽必烈在接受他们从理性上劝导的同时，还受到中原贫苦人民的“兵谏”。彭义斌率领数十万红袄军攻城略地。严峻的形势迫使忽必烈认真审视“附会汉法”的重要性，对蒙古贵族现行的统治政策进行权衡和总结。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设立劝农司，命劝农官到各地巡察，“劝农桑，抑游惰，礼高年，问民疾苦”。并规定在招抚逃户、安顿百姓方面比上年“增添户口”者要“别加迁赏”，否则，“定加罪黜”。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二月又成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其官员以“巡行郡邑，察举勤惰”为职，颁行“农桑赏罚之法”，还向各路推行《农桑辑要》一书，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顾奎相《简述忽必烈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忽必烈实行“汉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忽必烈在农业领域实行“汉法”的措施，并指出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