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后，佛教东来，开异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乱华，露异族入主中国之兆。然二者虽促成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各方面之骚动与进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思想有所贡献，亦意中事。至于晋代乱华之诸朝，其文化均低，占据中原以后，文化则自动“用夏变夷”。明清海通之后，欧洲文明随传教士而播于中土。加以闭关自守之局即破，昔日大一统之“天下”突然变为世界上列国之一。而积弱之余，更屡为外国所侵侮。如此空前之剧变，自不免激起之革命。此殆为转变时期见于明清之主要原因。然则蒙古入主中国，人民备受异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则穷极生变，明清政治思想不得不另辟蹊径，向新方面以前进矣。

一一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有激于佛老二教的昌炽，唐中期韩愈追寻“道”的本源，排斥佛道，企图建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道统。宋初孙复、石介、胡瑗等人秉承韩愈，指责以佛老与儒“三教皆可尊”的论调；提出以己意解经的“新儒”取代固守章句注疏之学的“旧儒”，直追儒经义理；以《六经》义理为指导来治理和改造社会现实。他们亦被追尊为理学先驱。

一一摘编自刘复生《北宋儒学复兴要“复兴”什么》

材料一   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

材料二   汉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体来看，汉唐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统一与兼容；二是斗争与发展；三是继承与创新；四是吸收与消化；五是高潮与低谷。

——摘编自熊铁基《汉唐文化发展的特点》

材料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