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地区，标志着华夏族群完成了内部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封建集权制王朝国家。为了管理辽阔的疆域，在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域设郡县直接管辖，公元前214年的岭南越族地区设立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三个郡。在中央设置了典客和典属国，专门负责盛情款待与秦王朝友好往来的陆地边疆各少数民族领袖或部落头领，以及管辖治理依附、归降和顺从秦王朝的各少数民族或部落。

——摘编自李庚伦《中国历代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研究》

材料二   汉朝廷续了秦朝的治边策略，坚持“守中治边”的原则，集中精力建设中原地区，增强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实力，保持中央政权整体相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绝对优势，从而达到“治安中国，则四夷自服”的治理效果。汉朝通过联通西域、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将中原的农耕灌溉技术、历法等传至边疆，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出现了少量的相互吸收现象。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在与其他族群交往的过程中被称为汉人，汉人也逐渐成为指代生活在中原地区人群共同体的新称谓。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

材料一   明王朝建立伊始，对于如何治理南方少数民族，朝廷有不同意见。朱元璋认为“溪峒蛮僚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这种“顺而治之”的原则，成了朱元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指导思想。土司一经任命，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明代允许土司世代相袭，但为了有效地对土司进行控制，明王朝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比元代更为严密的承袭法，如凡土官承袭，必须赴京受命，以示朝廷威柄；土官袭职后，先要学习礼仪三个月，然后方准“回任管事”。

——摘编自许力坤《明代土司制度述略》

材料二   明至清初，朝廷以“土司无用流官之例”，不许土司参加科举考试。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土司被废除，土司制度日趋衰落。保留下来的土司，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土司制度下，土司、土目、土舍、土民阶层固化，土司社会缺乏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土司请求参加科举考试。雍正十三年，土司获准参加科举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参加科举考试，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郗玉松《土司参加科举与科举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研究》

材料   明朝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一带修缮长城，设置辽东、宣府等九个重镇，以防备蒙古贵族的袭扰。隆庆年间，明廷封与明修好的俺答汗为顺义王，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使其为明“保边守塞”；在大同、宣府等边外开设了多处马市，定期交易，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在西藏，明廷册封喇嘛教派领袖为“法王”，建立宣慰司等军政管理机构；修通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驿站，“道路毕通”。西藏喇嘛和官商来京人数“宣、正间不过三四十人，景泰时十倍，天顺间百倍”。在西番设立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安定卫等，以畏兀儿、蒙古贵族或头目担任各卫指挥，“受边臣羁络”“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下册）

材料一   两汉时期，边疆治理主要有三种体制：一是边郡体制，不推行内地法律制度，原则上不征税，“边郡太守各将万骑”等；二是边郡代管机制，即由边郡代替中央管理活动在边郡以外的部族；三是设置特别机构进行管理，如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西域都护等。

材料二   唐朝时，对边疆的治理实行羁縻府州制。《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以其首领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还强调“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羁縻府州往往有府一州一县一乡的完整地方行政层级，且其行政级别与中原州县体制基本相当。唐朝往往于羁縻府州驻军，还往往派官员参与治理。

——摘编自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

材料三   清朝中央设有专门负责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一一理藩院，直接受皇帝领导；清政府修订《理藩院则例》713条、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民族法规。清廷对边疆民族上层人物采用“恩威并用”的策略，如：皇帝定期召见边疆各族王公、喇嘛等，赏赐他们财物，任命民族首领负责管理本民族的事务；与蒙古贵族联姻、尊崇喇嘛教传播等。同时，清政府在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地区，颁行《喇嘛禁例》，严惩喇嘛反叛、违法行为；在承认西藏在某些方面有较大自治权时，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驻藏大臣主持西藏地方官吏升黜赏罚，负责西藏的对外交涉事务，稽核地方财政等。对于新疆维吾尔族聚集地，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适当照顾维吾尔贵族传统特权的基础上，确立清政府的统治权。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多重措施并举，既强化了清廷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也促进了边疆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四》

材料   表：20世纪50—9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

——摘编自姚瑶《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进——基于政府工作报告与党代会报告的文本分析》

材料一   美国杜鲁门政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看作是“受苏联控制、支持的结果”，继续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这就关死了美国与新中国改善关系的大门。正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毛泽东感到新中国有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有利于放手地进行国内建设，有利于共同对付面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积极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上予以援助，这促使中共更加坚决地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摘编自徐如军《论新中国外交思想三个层面的转变》

材料二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调整。这次调整自然与国际局势的变迁有重大关系，美苏两国在冷战中加强了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追求。在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将外交政策的内涵定义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其中的“不结盟”更加鲜明地强调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完全独立与自主。

——摘编自伏文艳、江敏《国际局势变迁视野下新中国外交思想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