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央王朝大规模地移民开发边疆地区始于秦朝。秦始皇首先对新拓“河南地”重点开发，“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或谓三十四县），临河，徙滴戍以充之”，公元前211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两汉加大了开发力度，尤以西汉武帝时最盛，以河套，河西地区突出。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并鼓励、扶植内地贫民自愿前往耕植和屯田；二是采取强制手段，发罪犯及其家属屯边；三是大规模推行军屯。

——摘编自陈子舜《我国历代王朝开发和治理边疆的方略措施》

材料二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民族”，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在统一的国家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整体力量用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最强音。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等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政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蝉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描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圆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辛玄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各族“背得尊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毅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国朝尚遣使册封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矣，此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

——《清朝续文献通考》

材料二   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

——《天朝的崩溃》

材料三   通商五口留驻外国领事后，1844年后清朝正式确立五口通商大臣，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负责执行对西方的外交。1860年，外国公使正式入京。次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接管礼部和理藩院的夷务（改称洋务），这是清朝第一个正式外交机构。1866年，五口通商大臣改名南洋通商大臣，归属总理衙门。不久，在总理衙门下又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

——摘编自《筹办夷务始末》《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材料四   1901年，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各部之前，以全力应对列强要求。部门官佐逐渐专职，有品秩。关税、邮政、游学、机器、商务、军火、新军等事务，划归税务处、邮传部、学部、农工商部和海陆军等部门。外务部专注驻外使领馆的派设与管理。

——摘编自《近代中国外交史》

材料一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中世纪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材料二 拿破仑在动乱之中，戏剧性地让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中所述的主权在民、法律平等、共和形式和行政改组——传遍了欧洲。此外，强调人民主权的法国重组大大促进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即每个民族共同体均有权自由地、不受外力控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代表了一股变革的力量，不仅在统治时期给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将他的理念散播出去，从而塑造了欧洲的未来。

——摘编自［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世界大历史：1799-1900》

材料一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提出了指导东亚行为的新原则，这些新原则包括：第一，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第二，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不再谋求新的在华特权和势力范围，使中国获得发展机会和必要的援助；第三，开放原则的国际化和制度化。经过两个多月，三十多轮的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终于在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中国主权问题争执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世界近现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大家总希望和平以后万事复原，还有一种所谓永远和平的理想。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和平，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材料   在中世纪的西欧，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如晓的。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的居民，最后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出其近代的形式……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得到了最大的促进……它是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

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随着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