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以来全球国际人口迁移表

——据邬沧萍《世界人口》等编制

材料二   中国的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大致从1567﹣﹣1840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移民数量有所增加，1801﹣﹣1850年中国海外移民人数达到32万人，近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总数为1500万人左右，期中90%移往东南亚，移民与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862﹣﹣1949年，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有25510家，投资总额约63271万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很少向外移民。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潮，到2008年，移民人数达到1000万以上，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等

材料   宋代人均耕地为4.4亩，在南方却不足这个平均数，苏州地区亩产可达四石，但江南其他地方的亩产在二石左右。伴随着宋代人口及人口密度的增加，要求的耕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于是开发梯田、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相继加速。“烧畲山于山岗”，“教民焚燎而种”，但山林破坏后，雨则山洪暴发，旱则无水灌溉。……入宋以后，江南每岁漕运额由三四百万石增至六百万石，以致江南谷贵民贫。漕运的发展反映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使得中央王朝不能不仰赖江南经济上的支持。

——摘编自郑学校《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材料一   明初社会安定，遭受战祸破坏的生产力得到恢复，全国人口开始迅速增加。明代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日盛。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福建耕地面积为146259顷，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朝廷统计的耕地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至134226顷。闽南人不得不向外迁移，但福建北部多穷山恶水，移民的空间不大。因此，“贩洋取利”便成了闽南人“下南洋”的重要推动力。……促使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殖民者东来所带来的商机。

——摘编自庞卫东《“下南洋”与“走西口”——闽商与晋商比较研究》

材料二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向“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却连绵不断地爆发出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民工潮”现象。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经历了从最初限制流动到允许流动，从控制盲目流动到规范流动和实施有序化流动，直至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民工潮”同大包干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继土地改革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的又一次解放，“民工潮”的实践证明其对社会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摘编自栾敬东《“民工潮”的成因及社会经济影响深层探析》

材料一   中国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公元4世纪左右，原来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人便成群结队地离开中原地区搬到了长江以南的江苏和安徽等地区。在第一次大迁徙的150年间，南迁的人口达到了90万人之多。

唐代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安史之乱期间又有一大批人离开了北方跑到南方。这次移民所移动的距离更远，跨越了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等地，在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住下来。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12世纪中期。当时的中国处在南北对峙的状态，北方女真人的金政权与南方汉族人的南宋政权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很多人为了逃避战乱移居到南方。这一次，由于浙江、江西等地在上次移民中也居住了很多人口，大批移民只能向东南的方向行走，最终走到了广东、广西、福建，甚至海南岛等更靠南的地方。

材料二   到了中国近代，最明显的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山西、陕西人为主，目的地是蒙古草原；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这三个方向的近代移民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不仅如此，一开始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比如闯关东。

材料三   上海大学的刘玉照教授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外移民潮流，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波移民产生在清朝，大量劳工迁徙至东南亚地区；第二波移民出现在晚清时期，因通商形成贸易移民；第三波是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精英出走”，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赴海外留学并定居；第四波是在21世纪出现的社会富人外迁移民。

材料一   明朝严格规定路引制度，允许农民在百里之内自由通行，但超出百里范围必须检验路引。还在交通要塞设立巡检司盘查，如违反路引规定，立即押送官府严惩。明代里甲制明确规定：“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甲下或有他郡流徒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清承曩明制，规定：“每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上写户主姓名，丁男口数，外出注明所往，入则注其所来，月底令保正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门牌揭于每户门上，以便勾稽人口动静。”

——摘编《中国古代的人口流动制度》

材料二   美国人口信息统计有两大系统：生命登记制度和社会安全号制度。后者记录迁移、居住、纳税等信息，政府部门可通过该系统查询个人纳税和医疗登记情况，实现对流动人口的信息追踪和服务管理。社会安全号既承载着个人税收、福利、信用等信息，也承载着迁移流动信息，通过“福利引导、责权统一”原则，引导流动人口主动接受管理。在蔓国，公民要完全进入迁入地的社会权利体系需满足一些条件：如有些州规定居住不满一年的大学生，需支付高等教育学费；在迁入州内具有固定居所等。巴黎在市区比郊区征收更多的“建筑用地税”，首尔通过对大型建筑物征收“人口过密税”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英国法律规定了最低的人均居住面积，政府只需控制房屋建筑总面积就能达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

——摘编《流动人口管理的国内外经验》（平欣）

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材料一   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美国工业化发展需要劳动力和技术、资金的支持。这段时期来自欧洲的移民补充了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吸引一大批移民前去淘金。华人也趁这个时机大批移民到美国，不但为美国创造了财富，而且在开发美国西部加州地区做出巨大贡献。美国内战爆发后，大量青壮年应征入伍，以及内战造成外来移民数量的下降，导致美国的工矿部门劳动力的短缺。

——摘编自朱维维《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

材料二   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人口主要由亚非拉发展中地区向欧美、大洋洲发达地区迁移。据统计，1960年共有325万人从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移居，1974年已激增至947.5万。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前的移民，82%来自欧洲，20世纪90年代后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新移民潮促进了国际劳动力市场的显现，各国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被组织到一个统一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中，因此某国劳动力一旦出现短缺，很快便会吸引大批劳动力进入。随着新的国际分工的出现，不同的劳动力满足着不同的市场需求，由此构建了多样性的移民主体。

——摘编自解韬《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的军人就地复员。大规模的建设开始后，很多农民就到城市做了工人。当时北方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棉纺厂，很多农民、女工就进了城做了工人，还有很多人支援东北重工业，所以也有大批的流动。……北京成为首都以后，文化名人、服务业都到北京去了。

1978-1988年，我国国家招工的农民为1110万，而在各类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9000多万人。小城镇成为当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最主要目的地。以广东省为例，1982-1987年，镇吸纳了乡—城迁移人口的41%，城市吸纳了33%，县城则吸纳了26%。1990年后，呈现出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动和内地人口向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

——摘编自殷江滨、李郇《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