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西晋末年以来,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彻底崩溃,直至北魏统一北方,无主土地和荒地仍大量存在。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政策将土地和劳动カ重新结合起来,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则为均田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另外,北魏早在建国时就曾实施“计口授田”的政策,将土地分授给民户耕种,这为后来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应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二 随着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大量可耕的官田和无主荒地,都被转变为私田。国家掌握的可用于均田分配的土地逐渐减少,农民受田的数额愈发严重不足,逐渐丧失了继续实施均田制的条件。高宗武周以来,战争不断,日益增多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使得“天下户口,逃亡过半”,致使户籍失真和管理混乱,均田制失去了贯彻执行的依据,无法有效地推行下去。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赋税制度也无法维持,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宰相杨炎及时向德宗提出了一种新的赋税制度。

——整理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

材料三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ニ十三万户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ニ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一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它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纯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但自高宗、武周以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均田制到玄宗朝已全面废坏，广大均田民户的土地被吞并，丧失了基本的生产资料，纷纷逃亡或者成为贵族、官僚、地主的隐户，在籍丁口大幅减少，租庸调征收日益困难。

——摘编自刘玉峰《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唐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变化》

材料二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敢有加敛，以枉法论……岁敛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

——摘编自《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三   一条鞭法将原有的徭役，如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合并，摊派于田亩，编征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并入田赋的夏、秋两税一并征收。除少数地方仍收实物供皇室、官僚食用外，其余各地都将税赋折算成银两来缴纳，差役中的力差也全改为缴纳代役银。为了避免中间人对税银的侵占，朝廷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征银的办法，所有税银一律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提高了税收效率。

——摘编自丁晓燕《一条鞭法对当前税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   清初土地兼并现象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豪绅富户的土地越来越多，而普通百姓中拥有田地的人数却越来越少，这便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加剧了社会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早在康熙时期，政府就决定永不加赋；对于农人税收采取“摊丁入亩”策略，但这在广东试行起来并不顺利。雍正登基之后，将“摊丁入亩”正式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变革措施予以强制实施。但是，这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开始也遭到了当时许多富户豪绅的强烈反对。当时浙江巡抚李卫刚强决断，并不在乎富户的聚众请愿和吵嚷叫嚣，因而“摊丁入亩”制度在浙江全省得到了顺利的推行。继浙江之后，福建、陕西、湖北、江苏等省均陆续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摊丁入亩”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利于贫民而不是有利于地主的，它是我国赋税史上一项非常重大的变革。

——摘编自于青《清朝“摊丁入亩”制度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