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其。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光、矿冶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   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铌《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中国古代货币简表

材料二 明初,流通中铜钱与“宝钞”并行,禁金银交易,但江南商贾“不论货物贵戝均以银定价”。嘉靖初(1522年),“钞久不行,钱大已库尔壅”,朝廷遂“弛用银之禁”。到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归于田亩,“计亩征银”,白银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等

材料三 “入蓝”

注:SDR,亦称“纸黄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可用于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全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一样充当国际储备。2016年10月1日之前,SDR货币篮子里只有美元、欧元、英和日元。

长城是农牧业的分界线，康熙中后期，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热河以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加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加88万，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区，甚至出现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建立厅、县等行政机构。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是时，蒙人“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蒙古游牧为主，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摘编自刘凤云等《论清代中国北部的农耕文化及游牧文化》

材料二   传统的欧洲作物，无论是小麦、大麦、燕麦都是冬季或春季作物。仲夏后通常是饥荒的季节，而玉米恰好在这个时段成熟，利用夏季闲置的土地，而且产量大大超过了它们，玉米得到了一个“灾难时期的生命线”的称号。传统的体耕轮作制度演化为常年的复合物栽培形式，大大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促进了欧洲的人口增长。欧洲的农民选择种植玉米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地租、创造剩余产品。他们把玉米作为自己的主要食物，而把市场计值较高的稻米、小麦出售到发达地区和工商业城市这些集中消费稻米、小麦的地方。十八世纪之后，玉米逐渐成为肉、奶食品生产不可或缺的饲料资源，成为商品生产转化的中间消耗物，为欧洲的城市化、商业化提供基础保障。

——摘编自阿图洛·瓦尔曼著《玉米与资本主义》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1941年8月12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的丘吉尔首相在会晤后认为，出于对世界未来所作的考虑，有必要对两国国家政策的共同原则做出如下规定：

首先，两国不得进行领土和其他形式的扩张。

第二，两国不愿看到发生违背有关民族或人民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所有民族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希望被武力剥夺了主权和自治政府的民族能够恢复主权和自治。

第四，两国将尊重各自现有义务，努力使每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都能够平等加入世界贸易、开发自然资源，以满足其经济增长和改善生活的需要。

第五，两国希望在经济领域实现所有国家的全面合作，以保障劳动标准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全。

第六，在彻底粉碎纳粹暴政后，两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够在各自领土上安全地生活，所有土地上的人民能够永远免于恐惧和贫困。

第七，这种和平将消除一切阻隔，使人类能够踏遍世界上的山山水水。

第八，两国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出于现实和理想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一切武力，因为只要对别国构成威胁或可能构成威胁的国家继续拥有武器，将来的世界就不可能和平。所以，两国相信，在一个更广泛、更持久的全球安全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上述这类国家必须实行裁军。两国同样帮助和鼓励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为爱好和平的人民减轻沉重的军备负担。

——摘编自《大西洋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