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

——《元史·地理志一》

材料三   清代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又有创新和发展。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如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央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一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引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雍正帝）谕内阁：“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塞外之一统始于元氏，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康乾盛世”时期，版图在前代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巩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管理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实行因俗而治，划前朝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十八个行省；在东北、外蒙、新疆设置五个将军辖区；在科布多设立参赞大臣辖区和西藏办事大臣及达赖喇嘛辖区、西宁办事大臣辖区；在云贵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清实录》、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郡县的出现，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划时代变化。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本质，是在国家体制中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由部族国家变成疆域国家。秦代实行郡县两级制，而秦郡数仅为四十余，中央直接管理各郡，尚无多大问题。

——摘编自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地方体制与官僚制度》

材料二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元朝疆域辽阔，为汉唐所不及，路府数量繁多，中央很难一一统属。故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行省与中书省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行省可以说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另一方面，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权力虽重，但其官员的任命、迁调、考课必须由朝廷执行；元朝还建立了针对行省的一些监督机制，通过御史台等机构对行省的工作进行严密监察；行省机构内部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在行省官员内部形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的状态。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岭北、辽阳、甘肃等行省的设置，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为主要使命。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省的设置，则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征敛财赋为基本宗旨。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戍兵布置、调遣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