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那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管军事）、提举常平（管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有用武人的。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军机处之所以能由“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转而成为执掌军国大计的常设机构，完全是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军机处地处内廷，便于宣召，皇帝意旨能迅速贯彻执行，并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即使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特旨，也不准到军机处值房。甚至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连太监也不许在侧。军机处有官无吏，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职官简练，“办事较为密速”，效率高。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内特简，然后应召入值。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挑选优长文笔者传取任用，人数无定额，且属兼差。尽管地位显赫，但若皇帝不满意，随意可以斤罢回原衙门，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附庸。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行政方面，要求绝对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一切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彻底根据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诰、敕、旨、上谕、朱批等，都具有绝对权威的意义，不允许有任何抗拒、违犯、异议。为此，明清两代都对官制作过重要的改变，对指导各级国家机关进行工作的各种典章和通例，作过频繁的修订补充。任用、奖惩和升贬文武官吏的人事权由皇帝亲自掌握，以各级官吏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监察工作一再得到加强。

——摘编自孙景峰、李金玉等著《正说明朝三百年》等

材料二：以南京临时国会为中心，南北通过谈判、妥协与法制程序，终于完成了清朝政权向民国的和平转移，有学者将此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我看是恰如其分的。我们看到，辛亥革命政权转移等一切重大政治议题，都经过了国会，没有打大仗，减少了流血，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摘编自袁刚《国会和辛亥革命》

材料三：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保障“人民”对政府的参与、信任和制约，意在追求“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以防止政府某一分支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制和英国宪政君主制加以综合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摘编自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   清入关初，曾依照《明律》并参酌关外旧制，制定法律；至乾隆时期，修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大清律例》。乾隆在《大清律例》序文中说，法律“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惧”，更在于“弼成教化，以治其好生之德”。清代还制定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司法管辖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

——据《大清律例》等

材料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表现出四个重要特点

一是国家统一。我国历史上曾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状况，但无论怎样分裂，最终都会走向统一。

二是“要在中央”。中央集权是2000多年封建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政府通过文书律令、官僚行政、考核监察等方式，推行政令，维护中央权威。

三是郡县体制。郡县体制是中央集权下地方治理体系的概括。历代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进行管理，如道、路、州、府、省、郡、县等，由中央委派官员进行治理。

四是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适度保持自治、分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状况采取不同治理方式也取得不少成功经验。

——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由于三省之间相互夺取权力，逐渐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皇帝就设置了门下政事堂，将它作为三省的共同决策机构，遇有意见分歧，皇帝理所当然成为最高裁定者；还增设“同三品”职衔作为出入政事堂的凭证，这样无“同三品”职衔的三省长官想以宰相身份自由出入政事堂的权力丧失了。唐玄宗时，还培植身边的宦官，枢相随之出现。枢相即枢密使，是宦官以使职身份干政出现的一个职务。

——牟霜霜《唐代三省六部制下的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材料二   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国民丰富的法治观念和发达的契约精神。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主要是人伦政治思想。民初政党组合也“往往以个人之感情，强为牵合，而未尝以一定之党纲相号召，党员之中知所谓本党政纲者百无一个焉。”梁启超观察第一届国会选举时“未闻有一党发表政纲建旗帜以卜人民之祈向”。各政党的经费不像西方政党主要来自企业界和私人的捐助， 而主要源自行政拨款。可是，政党得到的行政拨款十分有限，许多政党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资助，在政治上也就不得不迎和袁世凯。

——邓亦武《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