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时，西欧全境已被各级教俗封建主瓜分殆尽，凡领主皆有地，凡地皆有领主，因此所有的城市都处于或封建领地、或国王领地、或世俗领地、或教会领地之上，绝无例外。虽然大多数国家有君主，但君主权力所及，仅王室领地而已。各级教俗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俨然是一个个大小国君，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凡事皆需领主首肯方可行。作为城市兴起的第一步，首先要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是手工业者、商人及其家眷，然后再修筑城垣、开辟道路等。这一系列活动假如没有得到所在地封建领主的事先允许，肯定是不能进行的。更何况，兴建城市之地都为交通便利之处，如此兴师动众不可能瞒过封建主的耳目，也绝不可能是封建主事后承认的既成事实。

——摘编自金志霖《试论西欧中世纪城市与封建主的关系》

材料二   四中世纪的西欧城市兴起迟而发展快，不仅是由于社会经济勃兴的推动和市民的奋斗，而且还得益于它找到了合适的盟友王权的支持。城市与王权结盟，使得在封建割据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城市增强了力量，更有能力与封建领主的侵逼和社会经济运行不畅的困难做斗争，在艰难竭蹶之中成长壮大，使城市工商业得以发展兴盛。同时，这样的联盟也促进了王权的加强，促进了西欧各国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封建割据的历史进程，并导致了西欧政体的演变。

——摘编自黄健荣《中古西欧城市与王权的盟友关系》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材料一   11—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经历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1066—1166年为第一阶段，因诺曼征服带来的军事、法律属性占据主导，经济特征被遮蔽，但仍然表现出潜在力量。1166—1350年为第二阶段，经济特征因盾牌钱和《买地法令》等因素出现而逐渐凸显。1350—1500年为第三阶段，货币支付和扈从契约的出现，表明经济特征已占据主导，这是封建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从经济视角来看，这是封建主义经济特征从被遮蔽走向外显和加强的历程，此为11—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演变的内在经济逻辑。

——摘编自黄春高《11—15世纪英国封建主义演变的经济逻辑》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巴黎兴起一种全新的社交形式——俱乐部，它与沙龙的最大不同在于成员之间相互平等。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壮大，他们在人数与消费能力方面逐渐占据主流。随着收入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中产阶层越来越愿意把时间与金钱花费在悠闲娱乐生活之上。人们活动范围日渐扩大，旅游业慢慢成为中产阶层可以企及的新活动，从此开启了法国人对度假的痴迷。从沙龙到露天舞会，悠闲生活方式转变的背后，是法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从旧制度向现代社会的真正更迭。

——摘编自汤晓燕《十九世纪巴黎社交生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