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国际法之所以产生于欧洲，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的。1609年，荷兰人格劳秀斯发表了《海洋自由论》，提出了海洋自由原则。17世纪初，意大利学者真提利斯提出了国家领土包括毗连的海城的主张，开始形成领海的概念。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诞生。1793年的法国宪法和国民议会《人权宣言》提出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庇护政治犯的原则等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会议对战争法规有重要的发展，将仲裁真正确立为一项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制度。

——摘编自道客巴巴《国际法内容的历史演变与展望》

材料二 国际法委员会于1947年由联合国大会设立，在国际法的编撰和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使不成文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日渐走向法典化。现在的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都要求各国制定相应的国内法规范，以切实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各种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团体已在众多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和法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来。外层空间、海洋探索、极地开发、原子能利用、环境保护、国际犯罪恐怖主义等一系列新领域已经开始进入国际法的适用范围。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刑事法庭则促进了国际利法的发展。

——摘编自梁涛《论国际法的晚近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材料   1928年8月，《非战公约》签字仪式在法国举行。作为《非战公约》发起人之一的凯洛格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除了麻痹资产阶级和平运动者之外，《非战公约》并没有改变国际形势，也无力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冷战结束后一超独大的局面下，西方国家凭自己的意志发动或者介入局部战争的频率增加。战争在毁灭人类财富的同时，迟滞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如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富汗安全部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无法估计，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就惨遭轰炸。同时，大量难民诵向周边国家。

——据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等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