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仁人义士……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以获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夫今之为政者，匪不纲其政缔以示斯民，若社会政策也，保护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

——摘编自李大钊于1913年4月发表的《大哀篇》

材料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次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不仅不承认袁世凯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以反袁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随之胜利结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中国政府当初以“以工代兵”为计划，以此来达到参战的目的，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最终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跻身于巴黎和会和十几万华工的英勇表现是离不开的。也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散播谣言，指责中国在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陆征祥闻言立马驳斥日本，说道：“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摘编自吴琼《一战华工：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

材料二：英国人视华工为低人一等的苦力，甚至认为华工是不成熟的儿童。英国国会档案记载，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虽然他们为英法两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却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得到。1917年5月，来自法国哈维尔港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对华工不友好，他们甚至聚众反对当地的华工。

1988年法国总统代表保罗·基莱斯在华工纪念仪式上，不仅为华工纪念铜牌揭幕，且向两位健在的华工颁发了法国级别最高勋章——“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成为一战华工纪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17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并纪念一战中的中国劳工……

——摘编自张岩《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等

材料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为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来说，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

——摘编自杨天宏《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材料一   一战爆发助推了中国日益觉醒的、参与国际化的民族主义。梁士诒、顾维钧等人力主参战，强调参战可以使列强重视中国，促使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且一旦协约国获胜，中国也将以战胜国身份收回战败国德国等在华特权。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于1914～1915年三度向英法表态希望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但未获支持。1916年索姆河战役打响，协约国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英法态度转变，希望中国派遣劳工赴欧洲从事战勤及后方保障工作。为此，梁士诒为北洋政府谋划了一个“以工代兵”的良方：“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

材料二   有关史料记载，中国自1864年到1913年的50年中，共计输出695.5亿两，输入932.4亿两，入超数达236.9亿两。国内实业不兴，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社会动荡。此时华工赴欧计划的提出，一方面为协约国提供了丰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

——摘编自姚娜《一战期间中国政府派遣华工赴欧动因析》

材料三   首先，华工赴欧参战，既充当了北洋政府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又为中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战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提供了良机。其二，华工成为百年前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实现国际化战略以及国家认同理念的重要环节。华工在参战之余，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文明及科学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法治思想的熏陶，他们开始自珍自爱、关注祖国的前途命运。回国后，他们成为西学及实业知识的宣传者，有的还转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三，华工爱国自强、勇于献身的情操，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后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邓小平，均在留法期间确立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新式工人运动，皆同一战赴欧华工有密切的关联性。

——摘编自王平贞、赵俊杰《一战百年：华工赴欧启示录》

材料一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民国初年，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主张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及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改编自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材料一   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是具有商品的性质。从1874年起，天津机器局首先得到出售军火款项收入，1884年后江南制造局因出售军火而所得的财务收入更多。此外，这些近代军火工厂所使用的工人，在一开始多数是雇佣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的还是从外国工厂雇佣来的技工。

——摘编自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

材料二   据农商部注册的顺序号码统计，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止，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共1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从所注册的企业内容来看，纺织、矿业、华工、机械、电业、航运、火柴、医药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等企业，均得到发展。这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个棉纺织建厂高潮。据统计，从1890年至1911年国内建厂31家，而1912年至1923年间，新建棉纺织厂达71家之多，建厂速度大大加快。布机数由1912年的2316台，增加到1919年的13796台，1928年的29582台。

——摘编自徐进功《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借鉴了墨学“天志”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及老子“无为论”，对法家学说的吸取，主要表现为对君尊臣卑等专制思想的肯定。但新儒学严格遵循早期儒家的基本原则，对儒家核心思想“仁义”，董仲舒不遗余力的鼓吹和宣扬。两汉儒学的“新”是在实践上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的最大需要，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指导原则。

——摘编自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材料二   新儒家思想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式批判的回应。“五四”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农村是一个“对内和谐”“对外自治”的社会，并不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是“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互相流转。梁漱溟始终坚信“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必将发扬光大。熊十力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固多可取之处，但不能以之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更不能“全盘西化”，应将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之上，方能革新民族文化并有所创造。

——摘编自黄昊《争鸣与契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和道德价值，对于塑造核心价值观和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刘衍峰、蔡苗《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