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继承发展了历代粮食问题的思想和制度。前期沿用均田制并鼓励开荒，大部分皇帝都能做到“省徭赋，不夺其时”，建立太仓、常平仓等仓廪体系和相应的机构、法规，同时完善灾害救济和扶助。755年，户数由唐初200万增至近900万，扩大了兵源、劳役和税收来源。粮食价格长期稳定在较低水平。

——摘编自李维才《唐代粮食问题研究》

材料二   清代康乾以降，政府允许并鼓励从他国输入粮食，鸦片战争以前粮食进口数量较小，单向的粮食进口贸易主动权完全操于中国之手。近代以来，中国无力抵制洋粮进口，逐渐沦为粮食进口大国。国内粮食没有满足自给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实质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处于病态和衰败之中。

——摘编自徐畅《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

材料三   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约2.6%。中国能比较稳定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生产世界1/4的粮食，养活世界1/5的人口。自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多年发布聚焦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出台了有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耕地制度、水利工程建设以及涉农资金支持等多项政策。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对粮食安全进行了立法保障。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明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层面。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

材料一   征信是慈善组织通过公示确切的证据进而获得公众信任的措施和方法。清代慈善组织编印的《征信录》以收支账目为主，有些全是账目清单与捐款人名单，民国的《征信录》除收支账目外，工作报告的内容增多。《征信录》主要送给慈善组织内部同仁、捐款者、官府，此外，还要在神前焚化，让神灵判定是否真实可信。1876—1879年，山东等北方地区发生特大旱灾，江南士绅发起义赈活动，并利用《申报》刊载捐款启示和收支清单。民国时期，随着慈善组织规模的扩大，经收款项的巨额，特别是临时性慈善组织，旋起旋撤，于是会计师审查开始介入，20世纪30年代日益普遍化。

——王林《论中国近代慈善组织的征信方式及其演变》

材料二   1601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慈善法《慈善用途法》，该法案明确了慈善的定义、慈善组织的基本规范和制度框架等，并首次确立了政府对慈善基金会的管辖权，开启了西方专业化慈善事业的历史。1853年，英国制定了《慈善信托法》，并根据该法的规定于1860成立了慈善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准司法权力的慈善组织，负责对全英慈善组织进行登记和监督。1906年英国自由党上台执政，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推动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制度化。

——韩丽欣、郑国《中西方慈善文化传统资源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中国历代粮食供求关系一览表   

——吴宾、党晓红《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材料二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67—1887年，进口洋米约为38万担。1920年以后，随着洋米进口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米粮主产区的长江流域的洋米进口量也开始增加，年均进口量为1600万担。其中1926年，上海进口洋米已经突破500万担，成为全国进口洋米最多的城市。天津从1921年到1932年的年均进口量达到110万担，东北地区多数年份维持在二三十万担。

——摘编自王浩强《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5亿亩，2017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1978年开始，粮食市场化改革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   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为提高军人士气，首先为伤残军人发放终身退休金。同时，为鼓励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又为海员发放终身退休金。后来这-制度扩展到优秀的文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年老的高级官员身上。19世纪，法国规定工作满30年的公务员和工作满25年且年满55岁的艰苦职业工作者可以享受退休权。在政府推动下，铁路、煤炭开采成为率先实施退休制度的行业。1930年，惠及大多数人的法国退休制度建立起来。

——摘编自刘祚昌《世界通史》等

材料一   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财产；采取适当方针处理外国在华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按照《共同纲领》的“先谈判后建交”原则，即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同愿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

——摘编自沙健孙《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发挥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我们不仅要回顾历史、从纵向上对比十八大前后党心民意的变化，同时还要环顾世界、从横向上对比中国上行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下行表弱的反差。通过这种对比不难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来之不易。

——摘编自石仲泉《新时代新理论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