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一）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二）今后邻近各国来西藏的旅客和商人，或达赖喇嘛派往域外人员，须由该管主脑呈报驻藏大臣衙门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和定日两地方新派官兵检验。

（三）铸造“乾隆宝藏”字样金币，边缘铸年号，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所铸造之章卡进行检查，以求质量纯真。……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节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秦汉时期，乡里制度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隋朝基层官吏的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推行“村”制度，对城邑之外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是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自宋神宗熙宁年间直至清朝，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进入20世纪后，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五年实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摘编自唐鸣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乡村社会的矛盾愈演愈烈，乡村问题日趋恶化。对此，一些地方精英认识到改造中国必须从农村着手，通过乡村治理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掀起了一股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其中最典型的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开展的“以教育为中心”的地方建设；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推行的“以自卫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卢作孚领导的“乡村现代化模式”在重庆北培进行的“以经济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建设。这些地方知识精英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主要是来自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实现乡村社会复兴。

——摘编自苏海新、吴家庆《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

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部分。一方面，国家系统利用直至县和次于县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是乡族的势力，包括血缘和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就是“公”“私”两大系统相互冲突又相互利用的互动过程。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   15—17世纪，英国地方治安法官取代郡长成为郡最高长官，实现了郡的半地方自治。此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地方治理体系逐渐完善。19世纪80年代的议会改革，贯彻地方自治的“主权在民”原则，郡内的地方简化政府结构，郡变成了一个居民对郡事务进行民主治理的政府机构。地方治理职能从政治统治为主到以公共服务为主，地方治理主体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再简化、又到多元的若干次反复。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