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为构建黄淮河防管理体系而采取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功治理淮河的有利因素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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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宋朝赋税摊派“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富者多担、贫者少担的赋役征收原则和形式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宋代制度规定“灾伤二分至五分为小饥,放税在二分至五分之间……为大饥,放税也在七分至十分之间”。北宋还新创多种赋税缓征制度,如展限即在缴纳期限外再给予延迟缴纳的明确时限。这种赋役制度发挥了保障财政供给和调节贫富、维持稳定的双重作用。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高峰期,形成了救荒、济贫、扶弱三个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仓储备荒、灾伤赈济、日常救助等措施。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何以“百年无内乱”》
材料二 清代自乾隆朝末期始,在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以棚民为主体的垦殖山土种植玉米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现象日渐凸显,官方和土著也因此在该域掀起了我国粮作史上首次谴责和禁止外来稳产高产粮作传播种植的浪潮。社会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山上玉米生产日渐严重地破坏了山下土著的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生产、人居环境和社会稳定,本质上是玉米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禁止玉米在山场传种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土著的社会环境。
——摘编自张祥稳、戴家翠《现象与本质:清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社会“百年无内乱”的相对稳定局面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玉米引入中国带来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置于寺院、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机构。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一些笃信佛教的皇帝、贵族等设立了专门的救济赡养机构。大业年间(605—617年)有的佛寺设置“普福田业”、“造福处”等机构以施舍贫病之人。武周末期,寺院中病坊数量增多,政府遂设置悲田使管理其事务,但具体事务仍由寺院主持。玄宗时期,宰相宋璟认为,病坊“骤聚无名之人......实恐逃逋为薮,隐没成奸”,故请求罢去悲田使,对于病坊中收容的病患之人,“分付其家”,但玄宗未批准。734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丐,悉令病坊收管,官置本钱收利给之”。但是这些钱并不是用于病人日常生活开支,而是作为紧急备用金,只要天气许可,病人必须外出自谋饭食。宋代“安济坊”;元明“惠民药局”和清“养济院”等机构都多多少少地仿效了唐代病坊。
——摘编自张志云《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材料二 古时,人们常用“疠”来代指传染病。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手握着随时可令瘟疫流行大权的“西王母”的记载。此外《山海经》还记载了熏草等药物。周代设有专门禳除疠疫的巫祝,专门负责清扫道路的"野庐氏"。《礼记》中也有“日五盥”的记载。人们还通过举行“傩”仪式来驱除带来疫病的鬼。到了秦朝,法律规定“疠者有韋(罪),定杀”,“当迁疠迁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秦律对“弃灰于道者”也要给予一定的刑罚。汉代的皇帝常在疫情严重时下达“罪己诏”,以求上天的原谅。汉代还通过制定法律将其大力推行“休沐”。《晋书》中还有“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的规定。到了隋唐时期,还出现了慈善性质的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此外,中国古代各朝还有专门负责天文观测的机构,如秦朝的太史令、唐朝的太史局等通过对天象的观测对疫病进行预测。
——摘编自董维《中国古代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悲田院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防疫的主要措施及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疾病防治的认识。
材料一:为了保障救灾措施的有效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成立了一些官办救灾机构,并在救灾工作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与官办救灾机构不同的是,民办救灾机构的钱粮等救助元素或房屋、土地等不动产主要来源于民间,或来源于国民的义务纳输,或来源于乡绅、商贾的捐助。……在救灾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施国家减灾工程,兴修水利以防御水灾旱灾造成的损失;二是增加国家或民间村社的粮食储备,以应不时之需。
——《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刍议》
材料二:日本的第一个防灾法是《备荒储蓄法》,制定于明治13年,即1880年。之后,日本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专项灾害防治法律。1961年日本更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这是日本灾害应对的基础性法律。迄今已进行了23次修改,平均每两年修改一次。可以说,日本的防灾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善。
——吴飞《日本防灾立法的体制和精神》《中国改革》2008年第7期
材料三:国土厅防灾局是日本中央防灾会议的日常办事机构,主要为政府制定全国防灾对策。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都制定了防灾对策规划。日本的都、道、府、县、市的消防局和消防队是地方紧急防灾对策本部所属的紧急救助队伍。日本重视建设“城市防灾中心”及完善公众社区的自救体系发挥着平时可进行防灾培训和对居民科普教育的基地的作用,遇到灾害时可起到防灾对策场所的功能。
——吴飞《日本防灾立法的体制和精神》《中国改革》2008年第7期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出中国古代救灾、减灾的主要特点。结合史实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救灾、减灾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2)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三在救灾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什么?结合近代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分析日本救灾减灾成功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和问题反映出历史学的价值是什么?
材料一 在统一的深度上,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统治,也突破了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政策的思路。清朝追求对边疆领土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从中央到边疆各地区对边疆各民族进行直接管理,以自己独特的、丰富的、有效的边疆政策取代了历代对边疆民族的松散的羁縻政策。这些都加大了清朝统一边疆的难度。
——摘编自成崇德《清朝边疆统一论》
材料二 明朝中期常熟一位地主谭晓,用低价购买了大片空闲的低洼沼泽地,用贫苦乡民加以治理。部分土地被改造为良田,收成大增。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类和昆虫,此类副产品运到市场,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由此,谭晓成功致富。类似新现象,从明中期起逐渐多见。
——据(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
材料三 清朝皇帝在写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
——《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农业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现象。从社会经济结构角度看明清农业发展的历史局限。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英国使团对清政府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并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概述清政府对此的回应及对中国的影响。
分论点1:16世纪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分论点2: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1)从材料中选择合适的史料,对分论点1进行阐释。
(2)探讨分论点2时,以上史料哪些可作为直接证据。请说明其史料价值。
(3)从材料中选取合适的史料,为该专题再提炼一个分论点,并说明理由。
(4)为使该同学更全面掌握本专题知识,请你帮他再搜集一个史料,并简要说明
材料一
时间 | 生产工具 | 经营方式 | 农业技术 |
西周 | 来、耜、錞、鋌等,绝大部分用木石、兽骨和蚌壳制成 | 公社农民聚族而居,集体劳动。 | 在耕作、灌溉、施肥、选种、除虫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技术知识 |
战国 | 来、耜、犁、锄、铣等铁制农具,牛耕推广 | 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瓦解,小农经济盛行 | 深耕技术普遍推行,施肥、选种等技术进一步发展,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 |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整理
材料二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唐末以迄、宋元时代不断发展,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盛产米粮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因此有“苏湖(常)熟,天下足”之谚的广泛流传⋯⋯明代中叶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农户农业经营的重点已不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而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地”,有所谓“多种田不如多种地”的新的价值取向⋯⋯长江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农村经济结构向多样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缓慢转变,及由此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为以后的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该地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萌生的乡村工业及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强大的乡镇企业,均与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一脉相承。
——据《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等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西周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经营方式”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农业技术”的发展简要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并简要评析。
材料一 1952年中国主要产品产量简表
产品名称 | 1952年产量 | 比1949年增加 | 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 |
粮 | 1 639亿吨 | 49% | 9.3% |
棉 | 130.4万吨 | 193% | 53% |
钢 | 135万吨 | 754% | 46.2% |
煤 | 6 649万吨 | 105% | 7.4% |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52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及其重要影响。
材料一 1895—1937年,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三次浪潮,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三次浪潮的时间起止点为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尽管在三次浪潮中,现代工业发展迅猛,但据调查统计,1913年调查的21713家工厂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占1.60%,不使用机械动力的占98.40%。在1916年调查的16957家工厂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占2.89%,不使用机械动力的占97.11%。
——摘编自王春雷、王梅春《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三次浪潮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中国工业生产总表
实数(中国货币:百万元) | 占比 | ||
国民总产值 | 31534 | 100.00% | |
工业总产值 | 工厂 | 1895 | 6.01% |
手工业 | 5628 | 17.85% | |
合计 | 7523 | 23.86% | |
国民净产值 | 20119. | 100.00% | |
工业总产值 | 工厂 | 378 | 1.88% |
手工业 | 1339 | 6.66% | |
合计 | 1717 | 8.53% |
——摘编自汪敬虞编《汪敬虞集》
材料三 1984—1992年,中国GDP增长1.1倍,年均增速9.5%;工业增加值增长1.5倍,年均增长12.3%。1985年,中国水泥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87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88年,中国电视机产量跃居世界第一;1996年,化肥和钢产量双双跃居世界第一。1978—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23.7倍,年均增长15.0%。同时,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只占50.0%,2001年已上升至90.1%。到.2001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已超过900亿美元,在各类出口产品中居第一位;中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8%和-7.4%。
——摘编自周维富《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历史经验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中国出现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的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78—2001年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原因及意义。
【推荐3】人口流动是历史长河的缩影,折射出社会发展的兴衰演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客家先民自中原河洛一带迁居南方,古有民谚“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罗香林教授认为除了其他零星的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历史上客家人曾经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运动。
第一次:受五胡乱华影响,自东晋始,大批中原人举族南迁至长江流域。
第二次:唐末的黄巢之乱,迫使客家先民继续南下,到达闽粤赣接合部,成为客家的第一批先民。
第三次:金人南下入主中原,宋高宗南渡,更多的移民集聚于此,与当地的土著和先期迁入其地的畲族先民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客家民系。
第四次:明末清初,客家内部人口激增,因资源有限,大批闽、粤客家人从容家大本营向外迁移,最远内迁至川、桂等地区,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即发生在此时期。
第五次:清朝咸丰(1851-1864年)以后……部分客家人分迁至广东南部、海南乃至海外,客家人走向世界。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客家人前四次南迁的主要原因和影响。
(2)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第五次迁徙中部分客家人迁往海外的历史背景。
材料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决定建设大三线、小三线,大批工厂从沿海发达地区迁移。大三线在陕西南部秦岭那里,以及四川、贵州、云南,国家把建设重点或者是国防建设重点放在大三线。……“文化大革命,叉出现了人口大规模流动,一方面(城市党政机关干部)继续精减下放,上海支援新疆:另一方面是上千万的知青,大城市甚至包括中等城市的知青都迁到农村,上山下乡,到边疆去,往黑龙江、云南、内蒙古各个地方迁移。各地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吸引流动人口了。深圳、广东先开放,建设特区吸引了几十万过去。因为当时开始办的产业都是“三来一补”,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吸引了大批内地农村人口。还有一个潮流是移居海外。
——摘编自葛剑雄《人往高处走,社会离不开迁徙自由》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20世纪6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流动特点的不同。
材料 谷文昌主要事迹简表
1915年 | 谷文昌出生于河南林县贫苦农民家庭 |
1939年 |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抗日救国会 |
1942年 | 谷文昌参加了当地党组织,捐出了资金作为革命军费,编顺口溜唤醒群众革 命热情,发动群众 |
1943年 | 经当地领导人介绍,194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帮八 路军送信,侦查敌情等 |
1944年 | 当地遭遇蝗灾,担任剿蝗指挥部侦查员,领导群众灭蝗斗争,保护了农业生 产 |
1945年 | 领导群众掀起养蚕运动,组织群众成立互助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1946年 | 解放战争爆发后,谷文昌组织民兵,参加了上党、邯郸、新乡等战役,胆识 过人,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 |
1947年 | 担任区政委,参加土改工作 |
1948年 | 报名参加南下工作队,渡过长江,转战江浙沪,直抵福建漳州东山岛 |
1952年 | 担任东山第三区区委书记,肃清国民党残匪,领导当地土改,团结群众,巩 固政权 |
1955年 | 担任东山县县委书记,领导群众治理东山岛风沙灾害,经历一次次失败,十 几年努力,改变了东山面貌 |
1964年 | 1964年调任省林业厅厅长,只带走两箱子个人衣物,女儿一直在基层工作, 平时严于律己,不谋私利,两袖清风 |
1967年 | 文革期间,下放宁化县红旗大队,帮助生产队提高了粮食产量,被称为“谷 满仓 ” |
1981年 | 谷文昌因病去世,骨灰葬于东山岛林场 |
材料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一化三改”、三线建设等阶段,取得了伟大成就。我国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逐步建立起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黄群慧《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
材料二:从工业化建设第一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中可以发现:(1)我国依据当时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变化,实施“一化三改”,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2)我国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既发展沿海工业,也推进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工业化建设注重平衡工业布局。(3)我国重视工业发展中农业的基础地位,将农业现代化摆在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首位,工业化建设注重协调工业与农业的关系。
——摘编自徐坤《新中国七十年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材料三: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于整理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化三改”实施的有利条件及其所确立的经济制度。
(2)从史料证据关联历史结论的视角,说明材料三与材料一、二所说“伟大成就”之间的关系。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所彰显的“中国智慧”。
材料一 中世纪中期(1000-1300年)西欧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随着城市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市民阶层为争取自身权益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在经济上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庄园制农业经济基础;在社会关系上削弱了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则与封建王权保持着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的王权在向封建领主不断发起进攻时,鼓励城市和市民阶层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依靠市民阶层的财政支持和政治合作,王权逐渐取得了对封建领主的优势,为近代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计秋枫《市民社会的雏形-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明末江南市民阶层为反抗官府的横征暴敛,掀起了多次的抗争。市民阶层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知识分子也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崇祯四年(1631年)苏州府颁布了“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市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这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摘编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国家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了重构,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以强大的市民社会组织体系为依托,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编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江南市民社会形成的背景,并指出其与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市民社会组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