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均田制下按丁计征的租庸调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家对农民的压迫严重，不堪重负的农民宁愿依托地主也不愿重回自己的家园。逃户现象成为唐代中叶时国家极为头痛的问题，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国家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承认了乡村社会的土地租佃和土地买卖。在租佃制下，佃农与地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经济契约关系，他们在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

——摘编自曹端波《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材料二   宋代沿袭了晚唐以来的土地政策，对合法的私人土地买卖不加干预，土地买卖愈益盛行，“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地主阶级的升降沉浮波动频繁。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地主土地的耕作，要按照契约的规定，保证缴纳所规定的地租，否则官府便要干预。佃农不仅拥有迁移的自由，还可以受他人的雇佣而非地主的私属。各种分成制的产品地租代替了劳役，佃农有了更多的时间和主动性去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发展。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一 唐代租庸调制，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 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宗之末，版籍（指户口册）浸坏……至是（780年），炎建议作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旧唐书·杨炎传》

材料一   隋唐时均田制度的继续实施和田制与赋役制度的调整，特别是唐朝土地产权制度发生的变革，为淮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条件。同时，由于当时淮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加之该区域农田水利的兴修，使农业经济走向繁荣。国家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都迅速增加。

——摘编自吴海涛《隋唐时期淮北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

材料二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农业。为了振兴农业，1932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小麦法案》。法案规定对小麦实行保证价格制度，小麦的标准价格为每英担10先令，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标准价格，政府就会对小麦价格进行补贴。法案实施后，英国小麦的种植面积从1931年危机期间的120万英亩迅速扩大到1934年的176万英亩。

——摘编自桂芳芳《20世纪英国农业的复兴》

材料   秦汉时代的赋役，大致包括田赋、人头税和摇役。唐前期实行“以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只以成年男子作为赋役对象，允许以“庸”代役，即缴纳一定的绢布代替服役；后改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然后将其分解到各地，按田亩征收地税，按人丁、资产征收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明朝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合并、一概折银。清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前一年的丁银作为定额，不再增加，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将这笔丁银分摊到田赋中，称“摊丁入亩”。从此，存在了约2000年的人头税彻底废除，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进一步减弱。

——摘编自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试教）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一举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顿然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纳税人或纳税人组织与官府争夺税权的斗争，大至赋税结构的演变，小至某项税额的增减，一概由官府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偶然出现商税超过农税的现象自然是官府控制的结果。

——摘编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赋税之变

材料一   如图为1970年西安市南郊出土的“怀集庸调”银饼。银饼正面刻有铭文：“怀集县（属岭南道广州），开十（开元十年），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注；这是唐朝岭南道广州怀集百姓所纳庸调在上缴朝廷时，由地方官府折纳的银饼）

材料二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