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幸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积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奖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等

材料一   下表是汉朝中央政府为经略边疆而设立的不同机构。

材料二   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阔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不仅可以及时掌握边疆地区的情况，也可以防御来犯之敌。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措施；对南方诸族则采取了郡县制和羁縻统治并行、“毋赋税”等政策。从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睦的角度看，汉王朝的边疆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三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晚年总结统治经验时，曾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作为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向群臣宣扬。唐朝对包括西域在内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实行的宽容团结政策，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衷心拥护。唐朝沿袭汉朝的做法，对于归附的西域各国君长都加以册封，设置羁縻州即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唐朝皇室有少数民族血统，吸取历史经验，承继两汉和亲，通婚政策更为积极广泛，经常用之解决争端，改善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据史籍记载，唐朝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和亲公主计15名。唐太宗时期还采取措施发展贸易通道，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核心的互市趋向兴旺。

——摘编自殷晴《汉唐民族西域政策述论》

【推荐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强调的是大一统框架内的夷、夏之别。孔子作《春秋》，强调大一统，在大一统下明“华夷之辨”，标准则是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夷、夏可互变：夷用夏礼，即符合华夏文化，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孔子崇尚周的礼乐文明，认为华夏文化优于其他文化，故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并不排斥其他族类，其办学的方针即是“有教无类”，主张“修文德以来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夷夏观，虽然强调以华夏礼乐文化为标准相区分，但它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夷夏之辨”，究其实，是要将各族一统于礼乐文化，因而强调兼容并包，本质上是中华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互动、交融与发展。

——刘正寅《从民族交融发展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材料二   周朝已开始出现“小行人、象胥、掌客、怀方氏”等具有周边民族事务管理性质的官职，秦朝正式在中央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典客”。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设置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及内属的边疆民族。唐朝边疆民族的首领可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但需向唐王朝缴纳贡赋，统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此外唐王朝还在边陲地区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妥善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元朝在吐蕃采取“政教合一”政策，在中央设置管理吐蕃事务的帝师和宣政院机构；在元朝兴起之地漠北，设岭北行省，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蒙古传统建制，并部署军队，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明朝靠近内地的少数民族统治区减少，明政府直接控制、委派流官的地区增加。清朝在边疆全面推行郡县制和修订相关法规，强化边陲管理的同时，还鼓励内地百姓外迁至边疆谋生与开垦。

——谷家荣、罗明军《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认识》

材料一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底，莫如语言。语言消灭……孝文以仰慕中原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

——摘编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又是朋友，由此保证了民族关系良性运行。

——摘编自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

材料三   明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在南部边疆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翻开了中国民族政策发展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将历史遗留下来的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等分别予以禁止、更改、封存和收管。通过派慰问团，组织参观团和访问团，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等形式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195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组成、类型、区域界线、行政地名、名称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颁布有关法律，增加一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1990年，新设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主要用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1992年，我国实行沿边开放战略，国务院将内蒙古、广西、云南、新疆等省的部分地区列为沿边开放城市。

——摘编自王铁志《新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时代特点》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分归大鸿胪和少府管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市粕使，多由皇帝的心腹宣官担任。其首要职责是向宫廷进献海外珍品，兼管海外贸易。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负责征收拍税，“以助国用”。市舶司最多时有10个，主要设在沿海地区。南宋高宗末年，泉州、广州和两浙路市舶司年入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国家货币岁入总数的1／5。明朝承前代，在主要港口城市设市司，以适应海外请国朝贡的雪要，且终明之世，罢置无常。康熙年间，清朝撤市粕司，设江、浙、、四海关。1757年，除粤海关外，其余三大海关被关闭。

——摘编自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

材料一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中国”这个共同体之内，最主要的互应变量，至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向。政治范围内，包括政权的性质和行政的结构；经济范围内，包括生产方式、生产力和资源的分配；文化范围内，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组织；社会范围内，包括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尤其注重精英阶层的作用。这四个方面交叉影响，互相制衡，总的结果呈现为复杂共同体本身的强弱、盛衰和聚散。

——摘编自许伸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三   195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指出，“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的基础”。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关于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摘编自岳从欣《中国共产党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之历史考察》

材料一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的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孔子作《春秋》，主张“大一统”，强调一统于周礼。进入战国以后，周室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已成过去。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等当时亟待解答的问题，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大一统”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学说。

——摘编自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七人《迷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赞婿、贾人…以熵遣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元帝竞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二十九

材料三   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其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英过于北魏。……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文化上亲缘人群之间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