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早期，整个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由数百个领土面积大小不一、国家构建程度有所差异的领地国家和帝国城市组成。在每个领地国家之中，又有着诸多自治程度不一的贵族领地和领地城市；在贵族领地上，包含着许多享有较高自治权的农村公社。国家通过领地贵族、各种自治性团体（如城市公社和农村公社）、城市和乡村中的“精英人士”来对广大民众进行间接地社会治理。

——摘编自丁建弘《德国通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迅速转型，但频繁的工伤事故、没有保障的工作、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等问题，都成为引发各种社会危机和冲突的根源。德国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改善工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状况。如《疾病保险法》规定了6种独立的疾病保险基金，其中“地方基金”专门为本地全体工人设立，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工共同筹措，雇主负担1/3，雇工负担2/3。社会保险不论缴费者的身份、种族、地位、性别，使德意志人实现了互助，把社会“粘合”在一起。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治理及其对策》

材料一   福利国家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的懒惰，正在滋生福利懒汉，催生懒人群体。丰厚的失业补助金正在消磨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不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也能维持生活，以致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1980年，保守党政府就已经开始降低一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津贴标准。包括减少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降低养老金津贴水平，将国家收入养老金的最高津贴水平降低到平均收入的20%，而不是工党政府时期的25%。除此之外，在诸多领域的支出比起工党执政时期也大幅削减。

——摘编自刘保中《高福利制度下的“懒人现象”》等

材料二   相比西方福利国家，中国无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鉴于此，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要坚持把公平放在首位，通过加大财富和收入再分配力度以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基本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就防止和消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而言，中国不能选择完全个人账户式的（即缺少互济功能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保体系建设的核心制度仍然应当立足于缴费型的社会保险，这既可以防止单位和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过度依赖又坚持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化。

——摘编自王瑶《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模式、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和法规，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以“国家全保、企业负担”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分别实施国企职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两套社保体系，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不断推进。1984年以后.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的办法在全国推行。后又将我国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中。1986年，作为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失业保险制度开始实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体制创新的阶段。

——摘编自赵康《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