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罗马帝国“从安东尼边墙和北部边界达西亚到阿特拉斯山和北回归线的宽度便超过2000英里，而从西海洋到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则更超过3000英里”。罗马时代的旅行，“从陆路由意大利去西班牙可能要用一个月，去亚历山大里亚，很可能需要两个月”。中国到汉武帝时代，东西距离3800余千米，南北距离约5480千米。首都长安地处偏远，对辽东、越南北部等边疆地区而言，尤其如此。

古代罗马和秦汉帝国都面临着如何整合国内不同地区风俗与文化，以使之适应中央王朝统治需要的问题。不管是秦汉帝国还是罗马帝国，境内都存在众多不同文化的地区。甚至同一行省内部，也存在地位不同的共同体。

罗马帝国皇帝的集权很大程度上限于罗马。在地方上，罗马帝国统治的基本单位是行省和自治的城市。罗马总督可以独立发布相关命令，是行省最高的军事、行政和司法长官。自治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通过把治理责任委托到地方，罗马人有效地削减了行政成本，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仅用数百名官员就维持了庞大帝国的运转。

——摘编自晏绍祥《与距离斗争：波斯、罗马与秦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

材料一   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或常识。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二   《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和“华夷一体”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三   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制度。清朝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皇帝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西汉初立，汉高祖废弃了秦的监御史制度。汉武帝中后期，中央统辖的郡县数量较汉初大增。为了避免形成新的分权势力，加强对郡县的控制，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把全国除三辅、三河和弘农郡以外的地区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自京师去地方巡视所部郡国，检查吏治和地方治安。

——摘编自岳庆平主编《中国大通史》（秦汉）

材料二 地方监察是否保持独立和有效的功能，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制约作用。秦汉至明清的地方监察官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在地方行政官府内置监察官。如秦郡监御史、两宋州通判。二是在地方行政官府以外另设较大的监察区和专职监察官。两汉以后的多数地方监察官均属后一类。如西汉十三部州刺史，唐前期十道采访使、观察使，元行御史台和二十二道肃政廉访使司，明清十三道监察御史。此外，监察区划分范围大小，也会影响朝廷对地方官的监察效能。一般地说，监察区划较大，数量较少，便于朝廷指挥控驭。但相应地，区划较大，监察官难以尽巡辖区，也会造成监察漏洞。

——摘编自李治安《论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