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文学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真实性，如陈寅恪认为《桃花源记》反映了西晋末年盗贼并起，中原避难之人或远离本土迁至他乡，“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囤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盗寇之难”，即反映了十六国时期北方人民的历史情况。

材料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敦煌文化成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了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摘自新华网

材料一   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随着佛教文化的渗入，特别是唐代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开辟了传统秦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时代。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佛教、精密深邃的佛教哲学，并对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以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融合。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融合的开始。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

材料二   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时期。这是一种社会质变，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变革。

——摘编自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一   “丝绸之路”一词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从历史上看，这条大道的建成并非一人之力，而是东西方众多先驱共同开拓的结果。就陆道而言，西段的建设者应该上溯至亚历山大，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亲率3万精兵东征波斯，欧洲势力开始进驻亚洲腹部临近中国的地段……开拓者显然要数汉武帝的使者张骞。至东汉，政府经营西域，使者西行的路程远比张骞要长，其实际影响也比张骞要大。就在使者出使大秦后不久，也就是公元100年，“远国蒙奇兜勒（马其顿，时属罗马帝国）皆来归服，遣使贡献”。马其顿遣使打通中西间的直接交往。

——摘编自杨共乐《丝绸之路：人类携手合作的创举》

材料二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自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中国商人、货物深入南洋群岛每个角落。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一   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