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在农村创立和发展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的一切剥削，帮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深入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互助合作，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劳动竞赛，促进生产发展，根据地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抗战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贷，兴修水利，推广科技，鼓励开垦荒地，鼓励个体农民开展劳动互助合作；保障晋冀鲁豫边区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保障农民、小生产者的生存权利。1947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执行“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的土地政策，加强了农民群众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和地位，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摘编自白增博《从贫穷到富裕：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百年辉煌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农村的受灾人口和特殊贫困群体，成立了内务部（民政部的前称）负责对农村“五保户”和贫困户的救济,通过为他们发放粮、棉、油等生活必需品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各级政府也积极制定有效措施开展群众救灾工作,并在1952年成立了救灾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国内的救灾工作。……到1985年,全国农村农户已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大量农民因此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党和国家开始探索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举措，设立了与扶贫相关的“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0年）,并展开“三西”农业建设支援（1982年）,实施以工代赈的扶贫计划（1984年）,以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问题。

——摘编自樊友凯、钱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贫困历程及基本经验》

材料   1927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使乡村权力从地主士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乡村政权的基础由地主士绅变为工农群众。乡苏维埃作为民众选举出来的乡政权机关，在其领导之下让农民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也使其在乡苏维埃代表和普通民众围绕苏维埃政府的日常事务和中心任务开展工作。由于乡苏维埃政府所拥有的广泛的社会职能，也使其影响力渗透到苏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的确满足了民众自身的权益。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材料一   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是指经由中东铁路以及沿线联络站、交通站、情报站，护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进步青年赴苏参会学习，为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与共产国际之间传递情报、物资、信件的秘密交通线。该线起初目的是保障往来中俄(苏)两国革命者的安全。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也承担了传递信件、情报、指示和输送物资的功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争隐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摘编自于司酮《东北红色国际交通线研究》

材料二   南昌起义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和严密封锁，中共中央建立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浦、永定到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一交通线以水路为主，沟通了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位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中央苏区之间的信息往来，向苏区输送了大量物资，同时也护送了大量中共领导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红色地下交通线成了中共中央和红军联系的“血脉”通道，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席杰《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建立与使用》

材料一   1691年，康熙帝宣布停止修筑沿用了2000年的长城，长城内外即成“一体”，即成“一家”。1703年，清朝选择塞外之地创建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来此，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历经康雍乾等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旨在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等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王健睿《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米棉之战”

1949 年人民政府接管城市以后，面临着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局面。10 月，上海投机资本家趁政府收购粮棉之机，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联合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投机商，统一行动。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三日一小涨，五日一大涨，上海米、纱、煤油、火柴价格持续暴涨。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对上海进行封锁，并断言共产党有本领打天下，但没有本领治天下，有本领指挥打仗，但没有本领管理经济。

面对这一局面，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集中调运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由中央财经委员会集中掌握。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广州、南京 8个主要城市统一敞开抛售，上海的国营花纱布公司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吞吐，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催征税收，进一步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在掌握足够的周转粮之后，中财委又部署于 1950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五，在上海敞开销售大米2亿多斤，国营粮店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粮价连续数日下跌，使期待暴利的投机商不得不将囤积的大米全部蚀本吐出。经此“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

——据许毅 李正华《陈云领导的上海“米棉之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