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汉太守王景在庐江一带教犁耕之法，兴水利，推广蚕织，卫飒、任延等地方官着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江南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汉末，“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中原大乱，民众深受战争的苦难而四散逃离，而此时“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北人南渡和越汉、蛮汉融合，加之江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遂在东吴政权的有力组织下，通过适当减少农民徭役与赋税，禁止恶吏扰民等措施，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的迅速结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

——摘编自杨洪贵《试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

材料二   北宋初年，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传入福建地区，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南宋时，山地丘陵修梯田，沿江滨湖筑围田。江淮、两浙、福建等地区粮食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棉花种植盛行于闽、广地区，茶叶种植遍及苏、浙、皖、闽、赣等地。太湖流域、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两浙和川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从事“收丝放贷”“机户赊账”等业务的包买商也遍布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一   鉴于匈奴时常侵扰西北边郡，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募民实边，通过优厚条件吸引民众充实西北边疆。到公元前127年，“募民徒朔方十万口”。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西北边地设张掖、酒泉郡，置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军屯戍边由此成为安置移民的一种主要方式。此外，政府还通过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迁降率于边郡等向西北边疆移民。这些政策既开发了边疆又保卫了边疆。

——摘编自翟麦玲《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北人南迁基本概况简表

——摘编自林宪生、王钦《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国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材料一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郡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富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地方官吏于岁末年终将一年的政绩汇报给国君或上级官员），向中央呈炎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筹。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表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均产生于江南地区，充分说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已占据压倒的优势。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等

材料三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极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   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等沿海地区，且多为自耕农，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这是19世纪中晚期华人移民的总体形象。华人移民到美国后，多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或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很少有人从事与大工业机器生产相关的、对劳动技能要求严格的工作。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对当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四大股东之一利兰·斯坦福在1865年10月10日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报告中说：“（华工）一个阶层，他们安详、平和、耐心、勤劳、节俭，他们（比白人劳工）更谨慎和节俭，因而工资少点也毫无怨言……如果没有华人，要在《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内建成这个宏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是完全不可能的。”

——摘编自许国林《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的职业变化》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因为中国历代政府严禁人民私自出洋，也严禁外国人从中国口岸掠贩人口，所以无论是中国人民自行出洋做工，还是外国人掳掠华工出洋，都为非法的私下行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侵略者一面继续私下非法掳掠华工，一面谋求掳掠华工正规化、法定化。他们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招募华工及华工权利规定。但外国招募华工并非完全按约办理，亦非如有的论者所言，清政府置华工权利于不顾，而是清政府尚不知外国招募华工及华工遭遇困难之实情。1872年，清政府从“《新报》所载等多方所知古巴地方之华工，其受苦视在秘鲁者略等”。后派陈兰彬等人前往古巴，将调查结果形成文字报告，即《古巴华工调查录》。以此为据，总理衙门最终获得英、法等五国的支持，并于1877年迫使西班牙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以保护和维护华工在海外的权益。

——摘编自虞和平陈君静《陈兰彬与中国维护出国华工权利的起始》

材料二   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等沿海地区，且多为自耕农，几乎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这是19世纪中晚期华人移民的总体形象。华人移民到美国后，多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或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很少有人从事与大工业机器生产相关的、对劳动技能要求严格的工作。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对当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四大股东之一利兰·斯坦福在1865年10月10日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报告中说：“（华工）一个阶层，他们安详、平和、耐心、勤劳、节俭，他们（比白人劳工）更谨慎和节俭，因而工资少点也毫无怨言……如果没有华人，要在《国会法案》规定的时间内建成这个宏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是完全不可能的。”

——摘编自许国林《近代美国华人移民的职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