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材料一   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一直被英法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控制。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其全部财产、权利及义务移交埃及。英法大为恼怒，对埃及进行经济制裁，在地中海调兵遣将，并要求以色列共同对埃作战。1956年10月29日，以军挑起了第二次中东战争。愤怒的埃及人民立即行动，纷纷参加民族解放军，纳赛尔号召人民战斗到底。世界人民也掀起了支持埃及正义斗争的热潮。阿拉伯国家纷纷与英法断交，断绝石油供应；中国也给予埃及有力的支援。最终，英法被迫停火，从埃及撤军，埃及人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材料二   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经济收益。在古巴革命影响下，1959年巴拿马爆发两次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收回被美国控制的运河区主权。1961年巴拿马议会要求签订新条约，提出收回主权，公平分配运河收入，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限期接管运河等13项要求。1964年3万多巴拿马人在运河区示威，手执红旗，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形成空前规模的反美怒潮。巴拿马的正义行动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64年4月美国被迫同意与巴拿马谈判。巴拿马人民终于在1999年从美国手中收回了巴拿马运河区的全部主权。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一   古巴蔗糖业的发展历史（部分）

——摘编自陈路星《浅述18—20世纪古巴糖业的发展与萧条》等

材料二   蔗糖经济的迅猛发展并没有使古巴成为现代化国家，而是将古巴变成“假发展”国家。通过被动参与世界经济体的运转，古巴收获最多的是风险和痛苦而不是独立、自由和繁荣。

——摘编自林震《1959年革命前古巴蔗糖业的发展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