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党在这次事变（九一八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材料二：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摘编自《八一宣言》

材料三：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基本主张，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保证。为了尽早实现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主动积极动员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停止反蒋，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最终得以实现。

——摘编自王凤志、钱家慧《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与会的有刘祥、何宽等华侨20多人。同盟会成立后，海外侨居地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同盟会影响最大。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每十天左右开一次会，进行筹款，到起义爆发时捐献3万多元。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新马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约2000名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华侨万里迢迢回国参政，在各级革命政府中任职。

材料二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联合团体。1936年10月新加坡华侨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从自身做起，促成国内各实力派之联合，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6月印尼华侨梁添成离开新婚妻子架机保卫陪都重庆而血溅长空。抗战期间，华侨的捐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大量侨汇成为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以陈嘉庚等人为代表的侨胞还在大西南积极投资工矿、垦殖、医药等产业。在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援助，获得很好的回响。

-摘编自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材料一   总之，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有条件的合作。它的破裂是诸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与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从土地问题这一角度来看，两党指导思想不同是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两党不能求同存异，照顾合作的性质和要求是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而两党土地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则是合作破裂的直接原因。

——摘编自吴九占、孟凤英《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材料二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组织的共产国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共产国际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调整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力倡中国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旗帜，转而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时时提醒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同时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惜代价维护这个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些指示和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统一战线的长期存在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编自徐玉凤《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维持》

1940年6月18日，正当法国处正“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紧急关头，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在伦敦发出“6.18”号召，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6月25日，《申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全面地报导了相关消息。1940年6月26日，《申报》报道：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在此成立后，即有大批志愿兵纷纷前来该会报名投效”。《国家社会报》报道：“我们的真理是与其屈辱，无宁死亡。我们中国现在为自由独立而战，不能不对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同志们表示敬意。”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揭开欧洲最后决战的序幕。《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第二战场开辟了》，指出“我们要以胜利迎胜利，使东西捷报能互相辉映”。对戴高乐反对盟军控制法国行政的原则性立场表示赞赏。1944年11月25日，各大报纸刊载了戴高乐宣布“法国将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已经准备执干戈以共同戮力。”

——摘编自戴成钧、吕一民《戴高乐与自由法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响》